[中圖分類號]F71358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3-5595（2015）03-0021-07

　　一、引言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擴大，中國以優惠的外資政策、巨大的市場潛力以及日益改善的投資環境，特別是實施以“市場換技術”、“市場換管理”等引資戰略以后，吸引了大量外資的流入并且呈逐年快速增加的趨勢，FDI在外資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成為中國引進外資的主要來源。從1993年開始，中國FDI流入量就在發展中國家位居第一，2002年首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截至2014年第三個季度，中國實際利用FDI額為87348億美元，處于世界領先地位。雖然FDI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發揮了巨大促進作用并得到了經濟學家們的廣泛認同，但是目前就有關FDI對中國技術創新的影響效應的研究，學者們還存在分歧。在當今充滿挑戰與機遇的經濟全球化背景下，FDI是否促進了中國技術創新水平的提高？還是僅僅促進了經濟的增長而沒有技術方面的進步？如果存在影響，那么影響技術創新的途徑和機理是什么？為了使FDI在中國更有效地發揮技術溢出效應，政府應該制定怎樣的政策？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希望通過對FDI與中國技術創新之間相互關系的研究，為上述問題提供理論和實踐的指導。

　　二、文獻綜述

　　自從1960年Macdougall分析外商直接投資的一般福利效應第一次明確提出FDI對東道國存在技術溢出效應之后[1]，許多學者對此進行了大量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從國外學者的研究結論來看，主要存在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FDI會促進東道國的技術創新。Blomstrm等認為FDI通過給東道國帶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而產生正向的技術溢出效應[2]；Feinberg等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外商在印度制藥業的研發投資活動促進了其相關行業的技術創新水平的提高[3]；Gorg等認為東道國通過對外商企業研發創新活動的研究分析和模仿，能使其企業技術創新水平得到提高[4]；Lee通過計量研究發現從日本流入美國的FDI促進了美國本土的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5]第二種觀點認為FDI會抑制東道國的技術創新。Young通過對新加坡的研究后發現，FDI的流入使得該國人力資本從研發部門轉移到了最終產品部門，從而抑制了該國的技術創新水平的提高[6]；Koings選用波蘭1993―1997年的面板數據，研究發現FDI對當地企業的外溢效應為負[7]；Bevan等對歐洲處于經濟轉型時期的國家實證研究發現，FDI的流入量與國內的技術創新存在負相關關系[8]；Jonathan等選用英國1973―1992年的制造業面板數據進行分析后發現，由于外商的進入加劇了行業內的競爭，使得FDI溢出效應為負[9]。第三種觀點認為，FDI與東道國的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不明顯。Kathuria對印度的制造業企業進行研究后認為，FDI對其國內的技術進步效應并不明顯[10]；Damijan等選取8個處于經濟轉型時期的國家1994―1998年的制造業面板數據研究后發現，FDI對上述國家的溢出效應不明顯[11]；Harris等利用面板計量模型對英國制造業進行實證分析后發現，由于外資流入所導致的行業內溢出效應、集聚導致的溢出效應以及行業間的溢出效應均不顯著[12]。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就FDI對中國技術創新的影響也進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結論大致包括上述的三類：何潔選取中國28個省市的面板數據實證研究后發現，FDI對中國各省市工業部門存在明顯的正的技術溢出效應[13]；Hu等以廣東省大中型企業為對象，研究了FDI對制造業技術創新的影響，發現FDI對國內企業具有正的外溢效應[14]；王紅領等選取中國1998―2003年工業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后認為，FDI對中國民族企業的技術創新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15]；謝光亞和李洋基于C-D生產函數理論模型，并選取中國工業部門的面板數據進行研究后發現，FDI有效地促進了中國工業部門的技術進步[16]；王濱選取中國1999―2007年的制造業面板數據進行計量研究后發現，FDI在中國存在顯著的正向外溢效應[17]。Fan等選取中國998個企業面板數據對FDI和內資企業技術創新的關系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表明FDI在總體上抑制了中國內資企業的研發投入[18]；范成澤等選取世界銀行的相關調查數據并運用計量模型進行研究，發現FDI對中國國內的研發投入的效應為負[19]；蔣殿春等針對FDI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對中國內資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進行了微觀分析，結果表明FDI對內資企業的技術溢出效應是負的[20]；徐亞靜等選取中國1999―2008年30個省市的面板數據并通過引入制度因素研究FDI對中國技術創新的影響，結果表明FDI對中國西部地區存在明顯的負外溢效應[21]。黃靜波等對FDI與廣東技術進步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FDI對技術進步并沒有明顯的作用[22]；平新喬等選用中國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數據檢驗FDI對中國制造業是否存在技術外溢效應，結果發現FDI投資額并沒有明顯地縮小中國企業與國際先進技術水平之間的差距[23]；王文治對中國1996―2005年制造業面板數據計量分析后發現FDI不存在顯著的技術溢出效應[24]；許和連等選用中國2001―2006年35個工業行業的面板數據計量研究發現FDI對中國內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不顯著。[25] 　　通過對已有文獻的回顧可以發現，目前國內外就有關FDI與技術創新之間關系的研究極大地促進了相關理論的發展，但這些研究一方面缺乏對FDI與技術創新之間相關關系理論模型的研究，另一方面忽略了中國各區域之間的技術創新有可能存在空間相關性。本文在現有研究基礎上基于Romer提出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26]，對FDI與技術創新關系進行理論分析，并通過引入人力資本與FDI等交互變量，選取中國31個省、市、自治區2000―2012年的面板數據，運用空間面板計量模型實證研究FDI對中國技術創新的影響。

　　三、理論模型

　　類似于Romer提出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本文對由最終產品部門、中間產品部門和研發（R&D）部門組成的經濟系統進行了考察。假設只有一種最終產品，由最終產品部門提供；人力資本既可以投入到最終產品部門，也可以投入到研發部門從事技術研發活動，且總量保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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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最終產品生產部門

　　根據Romer提出的把不同類型的最終產品i看作一個連續變量的情況下，將其產出水平寫成如下擴展的D-S形式：

　　式中，Y為產出水平；HY、L分別為投入到該部門的人力資本與勞動投入量；x（i）表示最終產品部門生產產品i時對中間產品的使用量；A為中間產品的種類數，其衡量國內自有技術知識存量水平的高低。

　　2.中間產品生產部門

　　該部門通過購買設計方案，并利用物質資本進行生產。假設生產任何一單位的中間產品所需要的資本量為η，該部門的生產函數為：

　　3.研發部門

　　借鑒Romer的研究思路，研發部門發明新專利、設計新方案、產出水平等取決于該部門的人力資本投入量和具有的總知識存量。總知識存量由兩部分組成：國內已有的技術知識存量，通過對外資企業先進技術進行消化、吸收所獲得的技術知識。因此，該部門的生產函數可以表示為：

　　式中，為知識增量，是各種專利受理數量；δ、HR分別為該部門的生產率參數和人力資本的投入量；A為國內已有的技術知識存量；γ為技術外溢系數。由式（3）可以得出：首先，研發部門投入越多的人力資本，將會擁有越高的技術研發水平；其次，國內本身已有的技術知識存量越多，研發部門的研發人員將會具有越高的生產率，因此國內自身的自主創新對其技術創新水平的提高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后，國內的技術研發產出水平由于FDI的技術外溢作用而提高，其中，技術外溢系數γ的大小主要取決于FDI技術外溢程度以及國內企業對FDI技術外溢的吸收能力，國內企業要想有效地利用FDI技術外溢，必須要有較高水平的技術吸收能力。

　�。ǘ�）競爭性均衡分析

　　1.最終產品生產部門

　　最終產品生產部門中的生產企業通過選擇式（1）中的x（i）、HY和L來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的。

　　根據式（21），在經濟對外開放的條件下，我們可以提出以下推論：

　　推論一：國內的技術創新水平取決于人力資本總量（H）、國內已有的技術知識存量（A）、FDI流入量、技術外溢系數γ以及其他參數（δ、α、β、η、r）等因素。

　　推論二：國內的技術創新水平與FDI技術外溢效應存在正相關關系。

　　推論三：國內的技術創新水平與人力資本存量存在正相關關系。

　　四、變量選取和數據說明

　　技術創新（patent）：已有的實證研究中通常將專利申請受理數量或者專利授權數量作為對技術創新水平的度量，但是本文考慮到專利授權受專利局認定等人為因素的影響以及存在較長的時間滯后，因此本文選取各地區的專利申請受理數量來表示其技術創新水平。

　　外商直接投資（FDI）：本文采用外商直接投資實際利用外資金額來對其進行度量，以檢驗其對中國各省域技術創新是否具有正向的影響。

　　科研活動人員數（l）：用研究與試驗發展（R&D）人員全時當量來對其進行度量。

　　科研投入經費（k）：用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內部支出來對各地區的技術創新投入經費進行衡量。

　　經濟發展水平（pgdp）：考慮到各地區的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可能會影響其技術創新水平，本文在模型中的經濟發展水平用各地區的人均實際國民生產總值表示。

　　人力資本（hc）：國內外學者普遍認為人力資本是影響FDI技術溢出效應的重要因素。本文借鑒李諧、齊紹洲的做法，用地區平均教育年限來衡量人力資本水平[27]。平均教育年限公式為：

　　人力資本與FDI的交叉項（lnhc×lnFDI）：參考馬章良的觀點[28]，本文認為FDI技術創新外溢作用的發揮需要與人力資本相結合，因此在實證模型中引入這兩者的交互作用。

　　此外，為了進一步分析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以及在2004年實施專利法后是否對FDI的技術外溢效應產生了影響，本文設置了虛擬變量WTO（是否加入WTO）和law（是否實施專利法），并將其定義為：

　　WTO=0，year≤20011，year≥2002， law=0，year≤20031，year≥2004

　　并分別構建了虛擬變量與FDI的乘積WTO×lnFDI和law×lnFDI。

　　本文選取的樣本為2000―2012年中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面板數據，數據主要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國家統計局網站和《中國科技統計年鑒》。為了消除價格因素對數據的影響，本文采用CPI指數對相關數據進行了平減處理。本文的實證研究主要借助于MATLAB 2012A軟件完成。

　　五、計量檢驗與結果分析

　�。ㄒ唬┛臻g相關性檢驗與計量模型選擇

　　由表1可見，MORANI值雖然在2000―2006年間介于005～01之間，但其基本上呈現上升的趨勢，2009年以后一直在02以上波動，各年份的MORANI值均通過了1%顯著水平的檢驗，這反映出中國鄰近省市自治區的技術創新存在正向的空間相關性。由此可知，運用空間計量模型對本文進行研究較之傳統計量方法更為適宜。 　　空間計量模型一般包含空間滯后模型（SAR）和空間誤差模型（SEM），本文通過拉格朗日乘數檢驗（LMLAG、LMERR）和穩健的拉格朗日乘數檢驗（R-LMLAG、R-LMERR）來判定SAR、SEM的適用性，檢驗結果見表2。

　　由表2可知，LMERR大于LELAG的檢驗統計量值，而且R-LMERR大于R-LMLAG的檢驗統計量值，這表明本文采用SEM模型更為合理。通過Hausman檢驗可知，其統計值為-253693，且在1%的顯著水平上拒絕“隨機效應有效”的原假設，接受“固定效應模型有效”的備擇假設，因此，我們選擇固定效應面板模型。綜上所述，下面采用空間誤差固定效應面板模型對本文進行實證分析。

　　（二）空間面板模型的估計結果與討論

　　為了比較空間計量模型與一般線性回歸的優劣，本文將分別采用普通固定效應模型（OLS）和空間誤差固定效應面板模型（同時包含地區固定、時間固定以及地區和時間雙固定三種形式）對本文所采用的樣本數據進行回歸和檢驗，并對其結果（見表3）進行比較。

　　根據空間相關性檢驗的結果以及表3中空間誤差回歸系數λ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為正的結果，可得到中國各地區的技術創新具有正的外部性，說明中國技術創新存在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在以往研究中常常被忽略的區域間外部性也是決定技術創新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對中國技術創新進行研究時，不能忽略地理因素和空間效應的影響。

　　空間計量回歸模型中由于自變量存在內生性，因此若采用OLS對模型的系數進行估計會有偏差或無效，利用基于殘差平方和分解的擬合優度R2作為對模型優劣的判斷標準可能會得到不理想的結果，因此本文采用自然對數似然函數值（Log likelihood，Log-L）來判斷模型的擬合程度效果，其絕對值越大，則模型的擬合程度越好。由表3可知，SEM地區固定效應模型對應的Log-L絕對值最大，表明本文選擇SEM地區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進行分析是比較合理的。估計結果顯示：FDI強度在1%的顯著水平上對中國的技術創新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FDI的流入量每增加1%就會促進129%技術創新水平的提高，這不僅驗證了本文在理論模型中提出的推論2，也驗證了王濱、謝光亞、王紅領、Hu等人的觀點�？蒲型度虢涃M、科技活動人員數和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對技術創新都呈現顯著的促進作用，并且都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這說明，在中國當前階段，這三者仍是影響中國各地區技術創新水平的主要因素。人力資本對技術創新也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這驗證了本文在理論模型中提出的推論3），相對于其他因素而言，它對技術創新的作用最大，彈性系數為386。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來，FDI對中國技術創新的外溢水平有了顯著提高，但2004年開始實施的專利法對FDI技術溢出的發揮效應帶來了一定程度的負面沖擊。這一結論與劉政等的研究結果相反，[29]這可能是劉政等的研究與本文的研究相比，沒有考慮技術創新的空間效應的原因所致。FDI與中國的人力資本相結合可以更好地發揮FDI的技術創新外溢作用，這一結論與馬章良得到的結果較為接近。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基于Romer提出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通過理論研究推導出FDI對東道國存在正向技術溢出效應的結論，闡述了FDI發揮技術溢出效應的作用機理，并利用中國2000―2012年31個省市自治區的數據，運用空間面板計量模型實證研究了FDI對中國技術創新的影響，結果發現：第一，中國鄰近省市自治區的技術創新存在顯著的正向空間相關性；第二，FDI顯著地促進了中國技術創新，支持了本文在理論研究中得到的結論，說明中國為引進外資和技術而推行的“以市場換技術”的戰略是正確的；第三，FDI借助于人力資本能提高技術外溢的水平；第四，中國加入WTO對FDI在中國發揮技術外溢起到了促進作用，而實施專利法則減弱了FDI在中國的技術外溢水平。

　　為了提高中國的技術創新水平，根據以上結論，筆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議：（1）由于技術創新在中國相鄰省域之間具有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因此中國各省市自治區、各企業之間應該積極地進行科研信息的交流和科研成果的傳播，使各省市自治區的技術創新協同發展，從整體上提升中國的技術創新水平。（2）FDI是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的載體，中央政府一方面應該提升改革開放水平，制定FDI引進的優惠政策，加大吸引力度，創造有利于FDI在中國充分發揮正向技術溢出效應的外部環境；另一方面，要進一步提高利用FDI的質量，建立科學的招商引資質量考評體系，注重引進技術創新型、生態環保型和資源節約型的項目，加強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引進。（3）人力資本水平的高低是一個國家對外資先進技術進行消化、吸收以及本身進行自主創新的決定性因素，政府要加大教育投入，重視高等教育對人才的培養，合理規劃高技術人才的培養機制，制定相應的優惠政策、創造良好的科研環境吸引外資企業優秀人才的流入，減少高科技人才的流失，加快人才市場的建設步伐，提高中國整體人力資本水平，保障人力資本的合理配置，為FDI進入中國充分發揮技術外溢效應提供高水平的人力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