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非洲作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東道國地區，其戰略重要性將日漸突出，對非洲的直接投資的競爭也將日益激烈。增強我國企業在非洲投資項目的發展效應，即擴大本土就業、延長產業鏈、實現技術溢出，加強社會責任，有利于我國企業在非洲的長期目標的實現。同時，在國家層面，應當關注和建立在非洲的貿易、投資與發展援助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相互推動，降低沉默成本和風險，是加快我國在非直接投資的重要途徑。
論文關鍵詞：非洲,直接投資,發展效應,推進路徑
　　一、我國在非洲直接投資的趨勢與特點
　　改革開放前，我國對非洲的直接投資幾乎為零，少數合資企業也是為了服務于政治目的、執行特定的政府項目而興辦的。從80年代初開始，我國從小額承包工程項目入手，開始在非洲國家興辦合資、獨資企業。在這一時期對非直接投資突出特點是，主要投資領域及其目標市場比較集中，長期靠政府推動；投資主體以國有企業為主；投資與貿易、援助相輔相成。進入新世紀之后,我國對非投資和中非貿易一樣產生了急劇的增長，投資對象國數量由少到多、投資規模由小到大、投資領域由窄到寬,投資主體也呈多元化。截至2007年底，我國在非洲的直接投資的存量為44.6億美元，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3.8%。2009年我國在非洲的直接投資存量已經大幅增長到93.3億美元。2008年，中國工商銀行并購南非標準銀行，令當年的直接投資流量陡然上升到54億美元，次年我國在非洲直接投資14.39億美元,非金融類投資增長了55.4%。這些投資主要流向南非、尼日利亞、阿爾及利亞、贊比亞、尼日爾和剛果金等國家。
　　相比過去，我國在非洲的外國直接投資在地理上的分布日趨分散。截至2008年底,我國在非洲的投資項目已遍布49個國家和地區。南非吸收的我國直接投資最多，接下來是尼日利亞和阿爾及利亞。然而，與非洲整體吸收直接投資的態勢相同，除了蘇丹等少數產油國家外，該地區34個最不發達國家大多只吸引到很少量來自我國的直接投資，與吸收投資最多的國家相比相差懸殊。從金額上來看，1000萬美元以上的大中型項目基本還是集中于能源和原材料部門，例如我國石油工程建設集團公司在蘇丹的石油項目、我國有色金屬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在贊比亞建設的謙比西銅礦、我國鋼鐵工貿集團公司在南非投資的鉻礦資源開發項目等。在總額上，得到我國最多的直接投資的國家和產業是尼日利亞、安哥拉和蘇丹的石油部門，以及南非的鐵礦和白金工業以及喀麥隆、剛果（金）和加蓬的木材行業。不過，相比過去，我國向非洲的直接投資的領域有所擴展，除了在非洲進行油氣開發、礦產資源開發等傳統投資產業，也涉及電信、貿易、生產加工、資源開發、交通運輸、旅游、農業及農產品綜合開發等多個領域。
　　總之，我國流向非洲的直接投資模式是與中非貿易模式十分相近的。大部分我國在非洲的直接投資是資源尋求型投資，長期靠政府推動，屬于國家行為，服務于整體的經濟發展戰略，受我國國內資源緊缺壓力的驅動。我國政府積極推動我國企業通過直接投資獲取鐵礦石、鋁、銅、石油、木材等資源，投資的主體多為中石油、中石化等等大型國有企業，其特點是周期長、資金多、規模巨大，因此在當地的社會和經濟影響也最大。
　　與此同時，順應“走出去”戰略，為我國制造的產品在非洲尋找市場的市場尋求型投資也在快速增加，特別是在紡織、家電、建材、農業、食品加工等行業中。這類投資的目的多為控制成本、提高競爭力、控制目標市場和避開關稅壁壘。
　　效率尋求型投資近年來也日益增加。此類投資的目的是利用非洲廉價的勞動力和當地的優惠政策節約成本；另外一方面，在我國和歐美國家的貿易爭端日益增加、出口歐美日益受到限制的情況下，利用歐美對非洲國家的優惠貿易政策，將非洲作為跳板，生產出來的產品再向歐美地區出口。
　　隨著目標的多元化，投資主體也隨之多元化。根據我國商務部的統計數據顯示，在非洲投資的我國企業中,除了國有大中型企業占主體,其余大部分是中小型企業或民營企業。與過去投資非洲的企業大多以大型國有企業為主不同，如今已經有大量的民營企業進入非洲市場。例如，根據浙江中小企業局的統計，浙江省企業至2009年，已經在３４個非洲國家設立了１９６家企業或者辦事機構，2009年的１－９月的投資額達到６２４５萬美元。
　　盡管投資目標和主體日趨豐富，我國對非洲投資的核心主題依舊緊扣我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和國際戰略。我國政府對于我國企業在非洲的投資，從一開始就予以特別的支持和鼓勵，并就在稅收政策和進出口政策方面給予其優惠。有關部門還編制了非洲部分國家吸引我國投資的項目清單，確定潛在的投資項目，積極推動有實力的我國企業到非洲投資，尤其支持企業到非洲從事資源性投資與開發，以充分發揮非洲國家的資源優勢。
　　例如，2007年我國政府正式批準總額50億美元的中非發展基金，其投資對象主要為到非洲開展經貿活動的我國企業、我國企業在非洲投資的企業和項目。中非基金重點支持四大行業和領域，其中包括農業、制造業；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如電力及其他能源設施、交通、電信和城市給排水等；資源領域合作，包括油氣和固體礦產等資源合作；我國企業在非洲開辦的工業園區等。
　　另外，我國在非洲投資的另一個特點是我國流入非洲的直接投資多數為綠地投資，并購和收購并不是我國企業在非洲進行或擴大直接投資的主要手段。
　　二、我國在非洲直接投資的發展效應
　　我國對非洲國家投資環境和政策的影響無疑是正面的。我國政府為了鼓勵和支持我國企業到非洲投資興業，也在各種雙邊談判和經貿磋商中與非洲國家商簽并落實《雙邊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和《避免雙重征稅協定》。 這使得非洲國家政府營造良好的投資合作環境，保護雙方投資者的合法權益。但是，我國企業在非洲的直接投資的發展效應則取決于多方面的因素，且與東道國的發展階段和能力積累水平有著緊密的關聯。
　　衡量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的一個工具是直接投資的乘數效應，也就是每一美元直接投資能為宗主國帶來的額外收入。一般說來，在輕工業的直接投資較采掘業的直接投資具有更大的乘數效應；因此，資源尋求型的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要小于市場尋求型和效率尋求型的直接投資。
　　我國在非洲的投資和世界其他地區對非洲的投資一樣，尋求的是資源和當地市場，或是將非洲作為出口歐洲的平臺。直接投資在流向采掘業的同時，也流向輕工業部門。毫無疑問，直接投資能夠促進經濟增長，我國大量投入到基礎設施建設和能源開發項目上的投資，彌補了非洲國家在這些領域上資金的不足，增強了這些國家的生產能力。但就像衡量貿易對一國經濟的影響一樣，衡量投資對宗主國影響的因素比較復雜，不可能有統一而具體的答案，而是依賴于投資主體本身的性質，所投資產業的性質，也依賴于東道國的經濟環境和經濟發展階段。根據產業和國家的不同特質、行業競爭的程度和性質，這種影響和改變的積累可能產生正面或負面的長期效應。
　　我國投資也能讓非洲公司提高參與國際生產網絡其中的程度，有效把握取得技術進步和現代技能。大多數非洲國家的經濟尚處于羅斯托的起飛前階段，它們所擁有的優勢無非是自然資源，而我國的直接投資集中在勞動密集產業和初級產品部門。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在非洲投資建廠，可能使非洲擺脫過度依賴少數幾種初級商品的局面，提高出口的多樣化，轉向增加生產勞動力密集型輕工制成品及服務，非洲還可藉此利用自然資源稟賦的長處，發展后向及前向關聯產業，從加工中獲取更多的價值，并適時參與現代的全球生產共享網絡。
　　然而，如果非洲本地市場或供給能力不足夠導致初級生產活動的進步，無法相應地能夠改進本地基礎設施、供應能力、宏觀經濟政策的設計和實施，直接投資也不能激勵本地企業升級自己的能力，可能導致雙重經濟和嚴重依賴直接投資的惡性循環。那么，我國的投資是否幫助了非洲本地市場供給和生產能力的進步呢？這與我國投資的性質是息息相關的，其中包括投資主體所擁有的所有權優勢和我國企業的內部化程度。
　　所有權優勢也就是獨有的產品、技術或組織管理上的優勢。與非洲本地的競爭者相比，我國企業擁有的所有權優勢越多，或是越多樣化、越分布廣泛，則對非洲國家產生的經濟和社會影響就越明顯。而企業內部化的程度則會影響到我國企業與當地企業、消費者和競爭者之間的聯系（Linkage）。影響這種關聯程度的投資主體行為特征主要包括：是并購還是綠地投資？中間產品和設備是購買還是進口，是自己生產還是由當地廠商生產？是雇傭當地工人還是從我國國內帶來工人？是否會對當地工人進行培訓？
　　我國流入非洲的直接投資多數為綠地投資。與此同時，相比西方國家、南非和印度的企業，我國在非洲的企業，普遍進入非洲時間較短，經營規模一般要大于相同領域內的非洲同行企業，與此同時有著非常高的垂直一體化程度。這不僅僅是由于我國企業厭惡風險的程度較高，對當地的質量和技術難以放心，也因為在非洲市場上的我國企業不能像印資企業那樣輕易融入當地的經濟文化中去，缺乏類似在非洲的印度企業與當地社會的聯系，因此難以控制市場中的交易成本，只能通過內部化來解決這個問題。因此，我國企業更愿意生產或進口投入品，而不是在當地購買。世界銀行所做的一份調查顯示，在150家非洲投資設廠的我國企業中，設備中有75%來自我國內地，僅有8%在非洲當地購買。與此同時，為了全程控制生產鏈，投資設廠模式經常是“抱團”投資，在非洲當地“一條龍”的設廠，如把紡織廠、洗衣廠、包裝材料廠等所有配套設施都建在一起，例如在埃及和博格瓦茨的工業園、在贊比亞和塞拉利昂的經濟貿易合作區等。這樣雖然可以吸引來更多的我國直接投資，但由此造成的結果就是與當地企業的后向關聯不足。
　　涉及直接投資對當地就業和人力資源的影響的有兩大問題，第一是雇傭當地員工的數量，第二是是否會對當地員工進行培訓。第一個問題關系到當地的就業率和就業結構，第二個問題則關系到技術擴散。進入非洲進行工程承包的我國企業確實更傾向于從我國國內帶來工人，進入非洲的我國工人數目的確有較大增長。這似乎給人以所有我國企業都從我國直接輸入、不愿雇傭非洲當地勞動力的印象。正因為如此，2006年9月非洲聯盟的一個會議的報告中提出要求，中非的合資企業必須雇用80%的非洲員工（Amosu，2007）。盡管沒有詳細的統計數據說明在非洲的我國企業具體雇傭了多少當地工人，但以下幾個從調查中得來的事實可以從側面反映問題。世界銀行的一份調查顯示，中資企業中當地員工在總體員工的構成中的比例的確低于在當地投資的歐美企業或印度企業。以贊比亞為例，目前西方公司和印度公司的當地人雇員與本國雇員的比例一般不超過100∶618,而我國公司的這項比例則大致在100∶10左右。 我國有色非洲礦業公司經營的謙比希銅礦所雇用的當地員工總數約2200多人,中方人員約180人,非洲本地雇員占91%，但是，在銅礦總投資額為115億美銅冶煉廠的建設階段,在此施工的中方人員卻占到了36%。除此之外，大部分部門經理和高級管理人員都來自于我國。另外一個例子是，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在非洲建立了覆蓋５０多個國家的通訊網絡，在非洲開展業務有１０年左右的歷史，但目前在非洲的１１００名員工中僅有６５％是本地人。這種情況也引起了當地政府和國際社會上的關注和微詞。
　　我國企業這樣做實際上是出于項目成本與效率的考慮。除了非洲當地技能勞動力本身就比較缺乏之外，這種雇傭的構成和我國企業的后向關聯不足源于同一個原因：由于我國企業進入非洲市場時間較短，融入當地經濟的程度不足，對當地的技術和質量缺乏信心。一般認為，跨國公司為了減少成本，在東道國會雇傭較多的白領和高等技能員工，但對于在非洲經營的我國企業來說，同樣為了減少成本，似乎更傾向于在非洲當地雇傭低技能或無技能的工人，而需要技術的工作則留給我國員工來做。對于中方管理者來說，無論從文化傳統、行為方式,以及管理或成本上來看,雇用我國工人比雇用當地人更得心應手。這樣的做法顯然不利于對非洲本地勞動力的技術擴散和升級之外，也引發了另外的問題：在不需要太多技術的崗位上，我國企業傾向于雇傭大量臨時工。
　　第二個問題是，是否對當地員工進行培訓。在非洲大陸經營的我國企業，可以從非洲當地政府那里獲得了一定的激勵進行投資，但是缺乏向當地工人進行有效的技能轉移所需的資源和激勵（在這一方面，政府的發展政策起到很大作用）。與此同時，由于缺乏足夠的基礎教育或訓練，當地人往往很難掌握新的技能，因此即使有進行培訓的意圖也難以成功。這不得不使我國政府應用發展援助的方式，即用加強與非洲國家的技術合作方式進行當地人力資源培訓。
　　此外，我國企業在非洲直接投資項目也存在社會責任和環境保護方面的問題，例如由于我國企業對當地雇員的薪水壓得過低而工時過長,往往成為勞資關系的緊張的根源。在環境方面，一些我國企業急功近利,無視當地的法律法規，非法走私濫開濫采非洲國家自然資源，最終導致資源枯竭,在當地造成了極惡劣的影響。
　　盡管我國在非洲投資的企業實現了很多目標，但以上情況充分表明，尚有許多值得我國在非投資企業關注和改進的領域。我國在非洲投資的企業家應當清醒地認識到，東道國的投資環境雖然主要由當地的各方面因素決定，但是外資企業與東道國社會經濟的融合，當地政府與社會的認同程度，是不同的企業在同一東道國獲得有差異的投資環境的主要變量。與東道國的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是企業在海外投資降低風險獲得長期收益的重要基礎。
　　三、推進我國企業在非直接投資的路徑
　　盡管我國在非洲的直接投資增長很快，但是我國對非洲的直接投資比例僅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很小一部分，而且在非洲地區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來源地仍然是美國和英國，其次為法國和德國，我國在非洲的投資總額與這幾個國家差距甚遠。2006年，我國占流向非洲的總投資的1.4%。但如同中非貿易額一樣，我國對非直接投資中最引人注目指標的并非資金總量，而是其驚人的增長速度。僅2007年而言，我國對非直接投資流量為15.7億美元，所占份額為5.9%，同比增長為201%。目前估計有700－800家我國公司在非洲從事著經營活動。顯然，非洲引進我國企業進行投資的空間巨大，也是我國實現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戰略的最重要區域，重視和改進我國在非洲的直接投資方式與不足，有助于我國企業在非洲的直接投資的順利推進。總的說來，就是要通過提升我國企業在非洲直接投資的發展效應，進一步推進和拓展中國對非直接投資的領域、規模和效益。
　　1、加強在非洲的發展援助與直接投資互動關系。作為國際直接投資的東道國地區，非洲對我國企業是一個相對較新的地區，但是非洲一直是我國進行官方發展援助的重點地區。在新時期，我國強調要根據比較優勢在非洲進行發展援助，這與對外直接投資所要具備的三要素即企業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與區位優勢是吻合的。我國應通過對外援助鼓勵發展中國家與中國的經濟合作，支持中國企業走出去，以對發展援助的形式支持企業走出去可以吸引商業資金跟進。我國中國援非“八項政策措施”包括的很多內容本身就需要中國企業的參與，其中在非洲國家建立3～5個經濟貿易合作區，這將對中國企業在非投資環境改善、利用經濟貿易合作區的區位優勢、降低投資風險方面產生了直接的作用。因此，加強在非洲的發展援助與直接投資互動關系，不僅有助于我國實現國際主義和國家利益目標，也將對中國企業拓展直接投資產生積極的作用。
　　2、增強在非洲的中國企業對東道國的產業與技術溢出效應。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引進外資的同時，都期望從中獲得溢出效應有利于國家的發展目標，因此，非洲國家關于加強中國直接投資項目的本土化程度和技術擴散的要求都是可以理解的。 不僅發展援助要做到“授人以漁”，而且在一些企業的直接投資項目通過產業關聯和員工的培訓，同樣也是一種“授人以漁”的有效方式。客觀地看，由于非洲當地的技術層次低、產業配套條件弱、人力資本不足，必然對中國企業在非洲推進本土化、增強后向關聯和技術擴散產生制約，短期內強求本地化程度和后向關聯程度增加，顯然并不現實。但是，后向關聯不足造成中國企業的投資項目缺乏對當地產品的需求，導致中資企業不可能帶動了本地周邊產業的發展；同時，由于后向關聯是跨國直接投資中產生技術擴散的主要渠道之一，我國企業在“自己人”中間解決問題的傾向，更愿意自己生產或進口投入品，而不是在當地購買。這樣必然會產生溢出效應有限的問題，這通常是我國企業在非洲遭受詬病的原因之一。要解決這些問題，我國在非的企業必須逐步采取行動，與當地廠商加強聯系，為當地生產的合格產品提供技術標準等。首先從基礎工作做起，逐步擴大本土化程度，帶動當地就業、企業的產業和技術發展。最終，中國企業也能夠分享產業配套半徑縮小、充分利用當地廉價生產要素的好處。
　　3、改善我國企業與非洲國家的當地政府與社區的關系。我國企業一旦在海外投資，就與東道國其他社會成員共享同一個經濟、社會環境，因此，有義務處理對其他社會成員產生的影響，以獲得我國企業與直接投資項目在非洲社會的普遍認可。但是，從貿易到投資，從援助到交流，中非經濟合作的牽頭人一直是政府。這種官方牽頭的做法有許多優勢，例如具有集中性和長期性，能確保其穩定等等。然而，塞拉利昂國家問責小組的最近評論說：“我們15年來一直致力于反腐法令，現在中國人來了，他們對此沒有任何支持。他們很神秘，只與政府交往，不和民間團體或者其他任何人協商。”這種抱怨反映了一個事實，從商務合同的簽訂到援助計劃的實施，我國有關部門與企業慣于直接與非洲各國政府打交道，通過官方來施行這些合同和計劃，但與此同時卻很少與商務界和民間團體接觸。這造成了許多本可以避免的誤解和摩擦發生，而且由于我國企業并不給予來自非政府組織的聲音太多的關注，從而可能忽略了通過這些非政府組織表達出來的民間聲音，錯過一些與社會層面交流許多問題的機會。因此，我國政府的商務部門與企業可以通過中非商會組織，與非洲的民間企業和商界進行協調和溝通，獲取的信息更加廣泛。通過單純的投資環境和招商信息向外擴展，使其成為民間溝通的一條渠道，進而改善我國企業與當地政府與社區的關系。
　　4、堅持以人為本、擴大本土就業規模和善待非洲員工。在非洲的中資企業中當地員工在總體員工的構成中的比例的往往低于在當地投資的歐美企業或印度企業，這是我們必須關注并應解決的問題。大量雇傭臨時工，相當于創造了新的勞動力需求，對當地的勞動力市場有正面效用，但臨時工正當權益社會福利及保險難以得到應有保障。同時，一些民營企業由于在使用當地雇員時的低薪、工時和工作環境問題,造成了勞資關系的緊張。根據我國在非洲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我國企業應該做到以下幾點：首先，要切實重視與當地的產業關聯和就業問題。在海外投資開始階段，可以考慮與當地企業建立合資公司，雇用當地勞動力。同時要增加對當地投入品的購買，提高其本地化含量的水平，從而使投資項目與當地具有較高的產業關聯系數，形成就業創造的機會。其次，將人力資源管理從外部招聘轉向以“就地培養”為主的戰略，盡力為雇員提供獲得新知識和新技能的機會，使當地雇員從企業就業中增加工作與謀生的技能，為當地經濟長遠發展奠定基礎。第三，在社會責任方面要加強政策層面和企業層面的協調。目前在非洲開展業務的中國公司約有800家中多數為民營企業。在勞動力問題上，民營企業在培訓當地員工方面投入不夠，而且中國公司之間的激烈競爭（尤其是在建筑領域）依舊不時導致員工薪資下降和引發勞資糾紛。我國政府應當對此加以重視，出臺政策對中資企業加予引導，制止在非洲的企業的惡性競爭對當地員工和市場環境的破壞，這也將有利于樹立中國企業在非洲的形象。
　　5、強化我國企業在非洲直接投資中的環境責任。我國企業在非洲的很大一部分屬于資源尋求型的直接投資，對環境的依存度較大。從可持續發展出發，企業應當在資源開發中把對當地環境的影響降低到最小程度。但是還是有一些在非洲的投資企業忽視環境保護，甚至在資源開發中破壞了環境，與當地政府或社區由此產生沖突，這種現象足以引起了我國企業的高度關注。我國在非洲的企業的環境責任，就是要提高資源利用率、減少排放、保護環境，以達到公司及東道國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我國企業更要對保護非洲東道國的自然環境加以足夠的重視。我國企業應采取主動措施，積極承擔環境責任。根據國際環境法的一般原則——“污染者負擔”原則，凡造成環境損害的污染者有責任支付賠償并承擔彌補損害的費用。根據這個原則，我國企業應主動將污染控制的成本納入自己的生產成本中，即環境成本內在化，以避免將環境成本轉嫁到第三者身上。同時要為環境管理體系的實施與控制提供必要的資源，包括人力資源、專項技能和技術、財務資源；在充分考慮成本效益的基礎上根據需要采用最佳技術；還應該積極開發與傳播環境友好技術。解決環境問題必須依靠先進的科學技術，開發與采用先進的環保技術，如清潔生產工藝技術、污染物“末端”處理技術等，對于解決環境問題十分重要。
　　非洲大陸是一方興未艾的的巨大市場，擁有豐富的各種資源，其中還有許多戰略性的資源。在非洲積極有效的展開直接投資，對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的意義不言自明；對于中國企業成長也是重要的轉折點。我國的企業必須適應國際直接投資的一般規則，立足于投資項目的發展效應，這是在非洲投資的長期之策。
　　本文作者：楊怡爽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所
　　責任編輯：姚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