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以后，英國陷于經濟危機的泥潭中，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困難，窘迫的經濟狀況使高傲的英國人幾乎普遍拒絕以任何方式認真考慮戰爭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英國興起了和平主義運動。英國統治階級為了防止新的戰爭破壞現有的秩序，確保世界霸權，執意堅持避戰求和，面對法西斯的步步逼近，張伯倫政府幻想以綏靖求和平，禍水東引，其結果助長了法西斯分子的擴張野心，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論文關鍵詞：英國,張伯倫,綏靖政策

　　（一） 產生的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在世界上各資本主義國家形成了新的實力對比，作為戰勝國的英國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美國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評價戰后英國是“贏得了戰爭，輸掉了優勢” [1]。的確，戰爭給英國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削弱了其在世界上的經濟地位。

　　戰后英國的經濟雖獲短暫的繁榮，但1929-1933年世界范圍的經濟危機使英國遭受到沉重的打擊，英國的經濟下降到最低點。1932年第二季度，英國經濟比危機前最高點下降了23.8%，幾個重要工業部門如生鐵、鋼和電子設備生產減產一半，造船業縮減88%，對外貿易下降60%，出現了英國歷史上第一次國際收支逆差，英鎊在1932年貶值1/3。在煤炭、冶金和造船等工業部門，失業率達61%，威爾士、曼徹斯特以及英國的其他許多工業中心，都變成了蕭條區。 [2] (p14）大多數英國人被經濟蕭條搞得十分沮喪，他們只乞求不要再有更糟糕的災禍降臨。。

　　普遍的厭戰、懼戰情緒，使得英國廣大民眾反對政府采取任何可能引起戰爭的對外政策，由此英國國內的和平主義運動有了很大的發展，各種和平社團都認為，英國應“為爭取和平而冒險”，“大不列顛不應忽視任何一個促進和平的機會” [2] (p15）。即使英國海軍喪失了海上霸權后，國內的輿論還一致要求進一步縮減其已經縮減過的武裝力量。他們希望通過國際仲裁辦法的推廣，通過國際聯盟的活動來實現世界和平。和平主義運動的初步興起就為綏靖政策的產生提供了強有力的輿論和社會環境。

　　1935年納粹德軍重整軍備，公開走上擴軍備戰的道路，歐洲的戰爭威脅日益增長，而英國的和平主義運動也達到了高潮。1934年11月，英國39個和平團體提出全面裁軍和廢除航空部隊的主張，還要求用非軍事性和經濟制裁等方法維護和平。1935年底，英國政府制定的重整軍備、增加軍力的措施提案也因議會中和平主義者的反對而遲遲未能通過。和平主義運動的一步步發展使得英國上下急切盼望能保住英聯邦的既得利益，從而在全球內奉行一條維持現狀、避戰求和的外交路線。所以，綏靖政策的產生在英國絕非是張伯倫政府的偶然為之，而是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慕尼黑協定》的簽訂實質上是千萬英國民眾的意愿反映。

　　從英國統治階級來說,他們也需要一個安定的環境休養生息、復興經濟。英國是一個老牌帝國主義國家，通過幾個世紀的擴張侵略，脂肪滿身，尤其是《凡爾賽和約》使他上升到世界權利的頂峰，就其能力來說達到了利益的飽和點，因此在重新瓜分世界的戰爭中，英國人很清楚，就實力而言，“我們已經得到了一切或者更多一些，如果發生重新瓜分世界的武力爭斗，英國只會有所失而不會贏得任何東西”。同時，英國是依賴國際貿易為主的國家，一旦戰爭爆發，貿易通道就會中斷，世界市場就會崩潰，財政來源就會枯竭。[3](p172）所以，英國資產階級打算利用德國的金融和工業資本，使它在經濟上對抗自己在歐洲的勁敵法國資本。[4](p334）而重振自身軍備，則意味著增加稅收，舉借貸款，這自然會影響經濟復蘇，大規模的軍火生產也勢必擠掉外貿商品的生產，這必然會損害壟斷資本的當前利益。所以，極有影響的 《經濟學家》雜志在評價1935年的政府預算時就明確表示:“限制軍備是最好的政策” [5](p184）。

　　（二） 走向綏靖

　　溫·丘吉爾曾對英國的歐洲政策這樣總結過：“英國四百年來的對外政策就是反對大陸上出現最強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權的國家……我們總是參加不那么強大的一方，同他們聯合起來，打敗和挫傷大陸上的軍事霸主，不管他是誰……這樣我們就保住了歐洲的自由，保護了歐洲的生氣蓬勃和變化多端的社會的成長，……這是英國對外政策的不自覺的優秀傳統。” [6]（p6）這種所謂的對外政策的“不自覺的優秀傳統”實際上就是要保持歐洲的均勢。一戰后，德國戰敗，法國已經取代德國成了歐洲大陸上最強大的國家，這是英國所無法容忍的。所以，英國開始采取抑法扶德的均勢政策。1933年初希特勒崛起后，英國基本上還是執行傳統均勢外交，不過由于這種外交顯得日益無效，對于法西斯國家日益囂張的侵略擴張行徑，英國政府逐漸求助于綏靖政策。1937年6月，尼維爾.張伯倫出任英國首相，在如何對付心腹之患德國的威脅這個問題上，英國統治集團內部產生了嚴重的分歧，其中占優勢地位的是以張伯倫為首的綏靖派。他們反對全力重整軍備，認為這將造成英國經濟所不堪承受的壓力。他們也反對大聯盟政策。對法國，他們既蔑視其實力，又懷疑其政策—在遠東和意埃危機中已經表明它不會真正支持集體安全，同它結盟又會鼓動它在中東歐的冒險；對于蘇聯，他們抱有根深蒂固的敵意和輕視，害怕聯蘇反德會使布爾什維克勢力問鼎中歐；對于美國，“除了空洞的言辭之外，不能指望任何東西”；而德國，他們認為其目標是“有限的”、“民族主義的”，只要給予一些讓步，它就會成為“一個滿足了的國家”。總之，自己力量不足，朋友不可指望，同時也抱有“如能在歐洲滿足德國關于修改凡爾賽和約中領土條款的迫切要求，也許能夠導致持久和平”的希望，于是，張伯倫政府推出的對策就是“綏靖政策”。 [5](p188)對于英國政府外交政策逐步向綏靖政策轉變的過程，我們從以下幾條線索來闡明：

　　第一，一戰結束以后，凡爾賽條約的簽訂使英國人認定它緊緊地束縛住了德國的手腳，從此天下太平，這突出地表現在英國戰時內閣早在1919年就作出過規定，各軍事部門按假定“十年無大戰”編制預算。即使到了1933年后，英國政府又提出了一個裁軍公約草案。可見它仍然相信今后不會發生大戰，只要通過外交手段竭力鼓吹并認真實現裁軍，以滿足希特勒的軍備平等和其它要求，就可使他不至于鋌而走險去發動大戰。歷史事實證明：外交不能彌補實力，只能實力支持外交。誠如艾登所說：“沒有重整軍備比較迅速的發展，在這個劍拔弩張的世界上，任何外交政策也不能獲得成功的希望。” [7](p240)

　　第二，英國在麥克唐納執政時期，很重視發揮國聯的效能，但事實上，國聯能起的作用十分有限，它在處理裁軍、國際糾紛方面既拿不出切實的辦法，也不能采取有力措施。1933年德國繼日本宣布有意退出國聯后半年多，正式退出了國聯和裁軍會議。1934年至1935年在英國舉行了和平投票，其目的無非是要制造一種擁護集體安全體系和支持國聯盟約的輿論。但這又有什么用呢？1934年12月初，墨索里尼在阿比西尼亞制造事件進行戰爭挑釁，麥克唐納政府一方面同法國會商應付對策，另一方面發表國防白皮書。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時期英國政府對于重整軍備仍未下定決心認真地去做，重點還是放在了外交和國際盟約以及裁軍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