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一體化進程中低碳經濟發展運作的法理基礎

　　城鄉一體化建設是社會經濟推進發展的重要途徑以及必經階段，它所附帶產生的實際效應不僅表現在物質實體的改造更新上，而且也體現在社會階層主體的精神內核的影響演變中，并往往以物質實體制約乃至決定社會階層主體的理念思維以及意識形態這一形式而存在。基于經濟學的原理判定，物質實體所對應的價值對象當然是區域社會的產業經濟的配置整合。在產業經濟浪潮的席卷洗禮之下，地區經濟的發展模式也不盡相同、各有優劣，而其中以“降低資源成本投入、優化經濟效益質量”為標榜的“低碳經濟”運作模式是近年來城鄉建設的熱門新寵。該模式一方面呼應了國家政策的核心訴求，也就是節約型社會以及科學發展觀的宏觀方針的法規指引；另一方面，它也在理論上兼顧了自然環境屬性、社會要件因素以及人類持續發展等關鍵層面的整體效益，得益于以上兩方面的綜合優勢，低碳經濟發展運作這一模式得以在國內城鄉一體化建設進程中廣泛而全面地鋪展開來。
　　低碳經濟的價值位階與現實瓶頸
　　城鄉建設作為行政指引與經濟統籌的結晶產物，不僅在內容上基于地區社會經濟產業效益的市場需求，而且在形式上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行政機構的法規規制。眾所周知，市場體系具備盲目性、自發性以及滯后性，加之在城鄉建設所產生的短期可觀豐厚的經濟效益的刺激之下，作為輔助調節性元件的行政法規指導管理又必然遭遇“經濟發展與法制規范”不可兼得的特殊尷尬，低碳經濟的核心在于資源的科學配置與經濟的集約增長這兩者之間的交互雙贏。而事實上，僅以城鄉地區而言，如果兩頭都不加砝碼，也照樣會保持平衡，然而這種原始自然的平衡狀態則大多意味著陳舊落后的生產力、封閉蕭條的產業經濟以及貧富不均的社會階層。而低碳經濟意味著“最少的資源投入與能源消耗換取最大的貨幣回報與經濟收益”，那么就只能向天平托盤里加注砝碼，最多的自然也是資源配置的砝碼，因為資源的配置整合必然能夠產生定量的貨幣效益，無論這種貨幣效益的額度是多抑或是少，它所代表的就是地方政績、社會效益以及區域榮耀。于是我們也就不難想見在行政法規看似更為規范的同時，城鄉建設規模的盲目擴大、投入成本的肆意加大所引發的能源消耗走高與貨幣減損加劇的失調態勢也隨之而來。
　　伴隨著商業集群快速滲透行政體系，低碳經濟的節能環保與清潔集約似乎越來越顯得不倫不類，低碳化經濟、節約型社會、科學式本文由畢業論文網http://www.zqccq.com收集整理發展的呼聲則顯得越來越蒼白而微弱。法規權能的分散缺失、貨幣效益的引誘刺激、社會階層的差別分化開始一股腦涌出，具體表現則為土地規劃拆遷的補償不均、地區集權主義的沉渣泛起以及社會階層法制意識的淡漠閉塞等。
　　土地資源的拆遷補償
　　城鄉建設一體化在表現形式上是基于土地資源的改造更新，通過將劃入建設統籌范圍之內的土地資源進行二次估價以及深度開發，繼而以房地產經營銷售的形式換取貨幣收益。這就涉及到了行政部門制定政策性法規規劃土地以及房產公司企業謀求獲取土地資源開發權之間的依存關系，而土地資源的規劃必然涉及出現在其空間范圍之內的房屋、樓宇以及人員的拆遷轉移，那么行政法規的疏導指引又如何妥善處理以上土地資源的重新配置呢？就現階段國內城鄉建設之中的土地拆遷補償管理而言，政策性搬遷房土的兩稅處理的相關法規還未正式出臺，房土兩稅的制度界定、額度限制也都沒有明確的說明，這也就使得被換入規劃范圍之內的不動產在申報土地使用稅以及房產稅之時，普遍存在著多繳或少繳的集中情況。此外，土地使用稅、房產稅的申報、停報的具體時限也還需進一步明確。第一，在國家政策性法規變動改進之后，城鄉建設搬遷管理機構對于相對應的補償資金的稅收征收、管理的新舊對比以及改進并未落實到位，此前所頒行的2007年、2009年以及2012年這三個時間跨度的相關文件的差異之處也沒能明確解釋、加以施行。
　　第二，現階段被劃入搬遷補償的不僅包含了居民群體，而且也涉及到了越來越多的企事業單位，部分征地主體的報備登記的主動積極性并不高，而稅務機構自身的信息搜集、儲存的機制還需細化完善，從而使得雙方彼此對于搬遷補償稅費的基本信息都存在模糊不清、缺漏頗多的典型問題。
　　第三，目前統一收款收據已經被自制收據所取代，這就使得在節約時間、資金成本的同時也使得稅收監控的實效性被部分削弱，無論居民群體還是企事業單位自身的局限性都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收據信息缺失、備案失誤等具體問題。提升相關部門以及搬遷群體之間的協作交互尚需改善。
　　第四，新的土地拆遷補償政策規則以5年內的搬遷時效作為優惠補償要件，然而時限的增加也導致了稅收管理的效率性有所降低，部分權屬未明的項目也被列入政策性搬遷補償之中，繼而造成了權屬已經劃定與尚未劃定的搬遷群體在資金補償稅收的征收、繳納以及管理之間的錯亂執行。
　　第五，從補償支出中分配給其他搬遷群體的補償收入如何定性，該部分資金如何征收稅收，征收所得的稅收如何管理都需要細化規定，征管注銷操作環節的脫節失衡，征管與注銷需要分開進行，部分企事業單位則將這兩個程序合并操作，這就使得應當屬于補償收入的那部分稅收的征收存在造假舞弊，導致部分稅收流失。
　　第六，政策性搬遷房土兩稅的申報時限還存在新舊并存的混亂現象，有的主管部門依照舊規則執行，有的搬遷群體以新規則進行資產核算，這就使得政、民、企三方對于申報時限各執一詞。
　　以上都是在城鄉建設一體化進程之中集中出現的顯著問題，鑒于此，筆者認為應當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剖析與處理：
　　首先，細致明確政策性稅收變動的征收管理的差異操作。新頒布的40號公告主要壓縮了拆遷土地范圍內企事業單位的稅前可扣除貨幣資金的限度范圍，規定涉及搬遷的企事業單位的收入扣除搬遷支出后的余額作為企業的搬遷所得，而企事業單位之間產生的購置資產支出，不得從搬遷收入之中扣除，另外，搬遷收入中扣除的固定資產重置支出，不得再從搬遷收入中直接扣除，取而代之的則是搬遷之前該房產的估價凈值。而在搬遷過程之中出現的凈損失，則可以由企事業單位選擇一次或分三年在稅前扣除，也可以依照正常銷售來處置存貨，并不再作為搬遷收入。 　　 　　其次，相關管理部門需要從兩個方面著力進行改進，其一是需要實時獲取劃分劃入搬遷補償范疇之內的對象主體的具體信息，靈活改進自制收據與稅收調控的部門企業交互協作。對于已經搬遷的居民、企事業單位群體要進行徹底全面的審查清理，可以由相關稅務部門進行牽頭，并聯合國土資源、財政、區街道辦等部門機構進行層層盤查、細致搜集、詳盡登記，側重審核一系列的搬遷文件、指示、公告、搬遷協議、搬遷計劃等等基本資料的完備情況，相關稅收監管工作人員要實地細致地對涉遷群體進行問卷調查、集中測驗，尤其需要及時準確地獲取相關企事業單位關停搬遷的補償費收入、再生產動向，強化限期整改的執法力度；另一方面，統一規范5年搬遷優惠性政策的企業項目的稅收管理。從搬遷開始，5年內（含搬遷當年度）任何一年完成搬遷的，或者從搬遷開始，搬遷時間滿5年（含搬遷當年度）的年度，那么從搬遷當日開始計算，完成搬遷時間不足5年的，按實際完成搬遷的年度計算所得納稅。相關部門人員需要及時分派小組、定時跟進，督促指導涉遷企業的會計核算工作人員進行嚴格精準的資產評估、產權審查以及稅務統籌，將涉遷企業的取得搬遷補償收入、確認遞延收益、確認搬遷費用支出、確認搬遷補償收益、專項應付款的結轉、所得稅費用以及與補償收入相關的資本化支出等進行登記造冊，建立備份細目臺帳，以便于集中管理。
　　再者，牢固增強注銷征管的協同統籌，精確規定搬遷房土兩稅的申報時限。相關稅收管理部門應該依照“固定資產清理”的模式進行集中核算，處置凈損益則計入當期損益，并注銷年度計算應稅所得的納稅程序；而在完成搬遷年度，房土兩稅再按之前年度調增調減的凈額進行相反的納稅調整，需將資產處置收入與資產處置支出統一遞延至搬遷完成年度，在搬遷完成年度以前，處置資產收入和資產處置支出均不計入當年損益。從搬遷開始至搬遷完成的前一年，每年應將當年確認的搬遷補償收入在搬遷完成年度扣除，若會計上已計入當期損益的搬遷費用支出，且搬遷清算結果為凈損失的小企業，則可以選擇分三年計入應稅所得，同時另按當年以及之前年度會計上已計入損益的全部搬遷凈損失進行操作。
　　最后，針對補充其他補償支出的補償收入的政策缺漏。其中主要包括涉遷的企事業搬遷至新址之時的建筑建設工程支出、土地重置費用支出等，該類支出除固定資產重置應按正常資產購建進行會計處理之外，搬遷被征用的土地則可以采取土地置換的方式二次操作，即將換入土地的計稅成本按被征用土地的凈值，加上該換入土地投入使用前所產生的各項費用支出，即合并為該換入土地的計稅成本。相關稅收管理部門人員需要彼此進行信息交換，實時反饋，各自組織、分派人員進行計算機以及電子通訊的聯系溝通，從而確保原始數據的準確全面。
　　地區保護的集權主義
　　地區保護主義向來是實現地區資源充分開發利用、保持區域經濟全面發展運作的冠冕說辭，在這面大旗的掩映之下，集權主義往往被闡釋為“鐵腕政策”，即所謂的“狠抓經濟促生產、緊護法制為民生”，而光鮮的外衣并不能遮蔽官本位作風與權錢交易的黑色陰影。如果說城鄉建設一體化的推進為集權主義創設了極為隱蔽的天然溫床，那么低碳經濟的運作就無疑為集權主義的膨脹注入了劇烈的催化劑。只要以保障地區經濟發展為口號的權力規劃就必然使得發號施令的一方心安理得，而聽從調遣的一方當然地奉行落實。這是一場權力規則制定者與義務要求服從者之間的游戲，其從一開始就顯得那么有失公平，卻又合情合理。城鄉建設一體化進程之中之所以會出現集權主義，很大程度上是緣于法規體系與經濟統籌之間的錯位脫節。這種錯位脫節更多地被闡釋為“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的階段性不成熟，那么，如何“催熟”它呢？
　　一方面，集思廣益，群策群力。誠如斯言，城鄉低碳經濟發展是基于地區的整體利益而創設的，那么作為地區社會的每一份子，都有權利以及義務參與其中。地區的行政部門完全可以通過公布開放經濟發展規劃、建立市民代表聽證會等形式來進行行政權能的下放與分散，不再讓行政權能只是“一家之言”，而是可以彼此呼應的“萬家之聲”，從而也讓社會階層群體得以獲取本地區產業經濟統籌發展的基本態勢與宏觀軌跡，不再局限于行政權能的單一引導，繼而也可以促使自身積極地建言獻策，最終增強本地區低碳經濟發展運作的方針政策的科學性、公開性以及民主性；另一方面，監督制約，以求共進。政府性以及民間性的信訪監督機構也不可或缺，作為對于民主法治的良好檢驗，監督機制向來具備顯著的警告督促的特殊效用。那么在城鄉地區的低碳經濟的運作發展之中，我們為何不將其系統完善并加以推廣呢？譬如政府部門可以開設交流論壇以及通報微博，及時對社會階層在論壇上檢舉反饋的信息加以公布，并鼓勵民間團體也建立類似的窗口平臺，并積極地參與其中，從而達到實時監督、及時改進的雙贏效果。
　　社會階層的法制意識
　　現階段城鄉地區已經呈現出社會結構的漸次調整以及社會階層多元分化的態勢格局，而在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作用之下，社會群體看待審視法制理念的思維意識也復雜多變、良莠不齊。尤其是在司法宣傳力度尚需加強的城鄉地帶的山區，群眾的法制意識淡薄，司法維權理念模糊，對于土地產權、財產歸屬的權益侵犯的認知陳舊，普遍采用了私下協商、中間人調解等方式進行糾紛處理，最終無法妥善解決的則自認倒霉，并未想到通過法律途徑進行報案申訴。而當地山區鄉鎮的司法人員也存在敷衍下發宣傳法律手冊、象征性地張貼法規標語、應付式地回答群眾咨詢等消極現象。
　　鑒于此，筆者認為應當堅決杜絕形式主義擴展泛濫，相關司法宣傳人員務必做到準確全面地傳達地方行政部門法律政策的重要指示、及時下發足量的司法宣傳指導學習手冊、長期固定地組織本機關人員以及社區、鄉鎮的群眾認真進行司法宣講會議精神的集體學習。而負責下鄉進行司法宣講的工作人員應當秉持負責踏實的工作態度，嚴格依照上級下發的方針指示開展司法維權、法制社會的宣傳工作，深入田間地頭、村鄉街道、社區戶家進行詳盡宣傳、耐心講解、認真解答，要讓當地群眾清晰全面地理解新制度、認知新政策、支持新規則，真正讓當地群眾認識到司法維權、法制社會的確切含義、實際好處，從而為低碳經濟運作發展的深化拓展奠定扎實牢靠的法治基礎。
　　此外，目前城鄉一體化建設的行政區劃較為分散，各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也不盡相同，其所對應的司法預警防控機制也不均衡。而在對于不同社會階層群體的司法預警防控機制創設這一環節則較為薄弱，相關司法宣傳人員并未及時進入社區、街道以及學校進行相關司法知識宣講。鑒于此，筆者認為應當從社區、街道以及學校三個環節強化司法預警防控機制的組建推進，相關人員需要及時融洽地與上述單元的領導管理人員達成合作意向，雙方彼此都應當切實認真地進行諸如侵權事件防范宣傳、環境保護演習活動以及參加邀請相關司法教育的專家學者進行專題講座等，尤其是社會主義法制法規、節約型社會的德育操守、可持續發展觀等常識技巧的宣傳講授，穩步增強社會階層不同群體的法律維權防范理念，讓其在自身合法權益遭受侵害之時，迅速有效地進行法律維權。
　　城鄉建設一體化浪潮之中的低碳經濟的運作發展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在低碳化經濟、節約型社會、科學式發展的核心訴求的導引之下，法規權能的分散缺失、貨幣效益的引誘刺激、社會階層的差別分化開始愈發成為不可回避的瓶頸問題，而如何協調土地規劃拆遷的補償不均、地區集權主義的沉渣泛起以及社會階層法制意識的淡漠閉塞這三者之間的既存關系，已經成為了制約乃至決定地區社會產業經濟未來走向的關鍵節點。而通過規范土地規劃拆遷的補償措施、削弱地區集權主義的極端作用以及增強社會階層的法制意識，低碳經濟運作發展這一體系的法理平衡性無疑會得到顯著有效的調節優化，地區社會產業經濟運作的前景自然也會更為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