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中國在世界經濟危機之中的選擇
摘要：在東亞金融危機已經波及歐美的壓力下,人們對1999年的世界經濟形勢如何預測議論頗多。在世界銀行和歐盟都降低了對1999年世界經濟增長的預測值影響下，部分經濟學家對全球性經濟危機爆發可能性持五五開或四六開判斷。在我國最近的討論中，人們則尤其關注國際金融資本的全球性危機何時全面爆發，是否以及怎樣對我國的經濟造成影響。
對此本文認為，盡管那些大型金融資本集團明白，他們正在朝發生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單行道上疾駛，但沒有任何壟斷資本、特別是最腐敗的金融壟斷資本，足以明智到愿意主動改變自身與生俱來的追逐超額利潤的本質特征。因此，在世界經濟危機面前中國的決策導向如果失誤，就可能是“我為魚肉，人為刀齟”。我們也有可能象其他東亞國家那樣，由于實物經濟成長確實產生了可供攫取的增量利潤而成為國際金融資本集團在資本過剩壓力下轉嫁危機的對象。這是本文對所謂東亞金融危機動因的理解。
中國已經有47年的高增長，改革前27年是中央政府追求工業化的原始積累階段，最近20年則主要是地方在中央放權讓利的條件下追求地方工業化的積累階段。二者都屬于大量占用資源的粗放型增長。因此在按照一般工業化的制度經驗、初步完成原始積累形成的高增長之后，如果繼續過去習慣的方式、進一步追求數量型增長，就必然在國內資源稀缺條件下轉向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一體化”，進而受到從發展中國家實物經濟增長中攫取利潤的國際大資本的制約。
合理的決策討論應該是結合我國的基本國情，實事求是地轉向追求“可持續發展”�？墒牵藗冊谙硎芨咴鲩L的帶來的現代化消費時候，連從數量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還尚且不習慣，更遑論“可持續發展”。
由于本文作者曾經早在1988年5月寫的“危機論”中就指出過中國經濟周期性波動的規律，后來在1994年11月發表的“國際金融資本的全球性危機與中國改革”中也分析過今天才出現的國際經濟問題及其本質原因。而且近年來暴露出的問題，確實大部分被我當年的文章不幸而言中，因此現在寫作本文不能算太過于唐突。但我實在既不是預言家，也根本不是國際問題專家，甚至對西方經濟學理論都了解甚少。因此，理論家們對本文大可不必介意。
一、 真正解決歐美1929-33年大危機的并非“新政”，而是戰爭
我們在去年以來的討論中已經越來越明白，這次東亞金融危機是現象，實際上幾乎是亞洲后起的工業化國家對發生在歐美1929-33年大危機的一次復制。二者的本質特征相類似，都是傳統制造產業的結構性過剩。之所以持此看法，是基于如下認識：
1、資源貧乏使歐洲在危機壓力下走向戰爭
在30年代初的歐洲，當危機爆發時，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世界資源的分割已經確定，各早期完成工業化的資本主義國家又沒有新的資源可以再拿來作為資本化產生超額利潤的來源，所以制造業的結構性過剩幾乎不可能在同構的、分散的歐洲小國內部緩解（這也與現在東亞其他國家情況類似）。于是德國首先加速向軍事工業轉移，并且必然隨之在這種傳統產業結構并不能產生增量的制約下、要求對世界資源和市場的重新分割。這當然導致從歐洲延伸而成的世界戰爭。
2、美國兩個“百日新政”受阻
美國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資源大國，因此本來比歐洲小國更有條件通過啟動本國資源向資本轉化形成新的資本增殖收益，并以此改出危機。1933年羅斯福執政后也確實推行了兩個“百日新政”，第一個“百日新政”加強聯邦計劃和政府干預，但由于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而受阻；第二個“百日新政”側重壟斷，但新法在1935年春起不到1年中被最高法院取消了12項之多，其中包括著名的“工業復興法”。羅斯福執政后的3年中，各地已有100多位法官下了1600多道指令禁止實行 “新政” 。其實羅斯福并沒有改變美國的工業結構，而且盡管政府財政融資于公共工程每年使國庫虧空60-70億，國債從1932年的187億增加到1938年的347億，但失業仍然有700萬，全國14%的人口依靠政府救濟。
看來，無論歸罪于思路錯誤，還是推諉于操作中阻力太大，羅斯�！靶抡弊鳛闅v史事實，對美國經濟危機只是在1934-37年的3年間相對緩解。隨之1937年美國經濟再度出現危機，是年10月29日股票爆跌的“黑色星期二”，甚至比1929年股市大崩潰時的跌幅還厲害。隨后，在1938年慕尼黑事件導致歐洲戰爭的威脅越來越明顯的壓力下，羅斯福的“新政”也就銷聲匿跡了。可見，“新政”并沒有根本解決危機。
3、第二次世界大戰給美國的歷史機會
第二次世界大戰挽救了這次結構性危機：一是戰爭爆發和戰后重建刺激了工業需求，當時舊有的工業在未改變傳統結構的情況下，確實有了重新增長機會；二是美國在戰爭期間對世界輸出軍火，和戰后對世界援助重建物資的同時，使美圓自然變成世界通用的貿易結算貨幣，并在戰后達到了占國際貨幣總量的約3/4的統治地位。
由此，不僅美國的大金融壟斷資本集團可以得到最廉價的資金去進行資本輸出，而且背靠金融壟斷資本的跨國公司也可以進行只賺不賠的國際競爭。因為，只有美國政府可以憑借印刷出來的綠色紙片，與世界任何國家交換資源、產品，甚至政權。
說老實話，假如我們也有這種特殊條件，不去促進其他國家開放市場、自由競爭，推行“國際經濟一體化”和“國際經濟大循環”，那就是放棄歷史機遇。而實際上我們沒有這種條件，當然就是不能亦步亦趨，而是只好“走自己的路，讓人家說去吧”。
二、戰后美圓資本的壟斷地位變化，必然導致全球性金融危機
1、美圓的壟斷地位與追逐泡沫經濟的本質特征
美圓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的絕對地位使美國成為世界首領，各國以美圓作為儲備和主要結算貨幣對其需求增加，得以讓這種綠色的“紙幣”取代“金本位”制。同時也讓美國有條件不斷增發超過GDP增長比例的貨幣、大幅度提高了以金融為主導的第三產業比重，客觀上造成本來并不產生利潤的金融資本脫離實物經濟、不斷在投機資本壓力下推出新的衍生品交易品種，追逐只有“泡沫經濟”才能提供的超額利潤的本質特征。
2、戰后經濟發展與美圓相對過剩
然而，歐洲和日本在戰后經濟恢復時期依賴美國的美圓投資，不得不聽任美圓資本攫取超額利潤。但在60-70年代歐洲和日本經濟全面增長之后就不再滿足于美圓獨霸天下。于是有 “布雷頓森林會議”的匯率談判，乃至歐洲從追求統一市場到追求統一貨幣。其間，美圓在國際貨幣總量中的份額逐漸降低到3/5。有鑒于此，過剩的美圓資本只能通過不斷發展衍生品交易來保證其對超額利潤的渴求。
進入到90年代以來，美國的國民收入中資本收益已占60%以上，完全用于投機的外匯期貨交易額與美國實際對外貿易額之比已經達到99：1。美圓絕對過剩已是不爭的事實，其幣值高估約70%。在1999年歐元啟動并在今后逐漸成為與美圓抗衡的資本力量的過程中，美圓的貶值和連帶發生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威脅日益迫近。
然而，金融危機絕對不會使其始作俑者——金融資本集團從此改弦更張。以美國為首的國際金融資本必然在泡沫經濟幻滅時加強對其他國家推行所謂“一體化”，企圖為過剩美圓提供從其他國家實物經濟吸食利潤的條件。這就使得以發展實物經濟為主的中國在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之中會受到國際金融資本集團不僅是經濟方面的嚴峻挑戰。
我們這樣分析，是因為西方7國最近針對已經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機做出的對策調整，不過是我們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加強監督管理”，理論家們提出的看法也不過是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的老一套。至少到現在還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以美國為首的金融資本集團對自身本質問題有能力做深刻反思，也沒有給人們展示任何可以使人對其心存幻想的舉措。
3、東亞危機的始作俑者是國際金融資本自身
分析這次東亞經濟危機的源頭，本文的看法可能不同于經典的西方經濟學。我們認為：東亞發生的是結構性的經濟危機，始作俑者仍然是國際金融資本自身。因為正是美國在戰后的日本翻版了美國的制度，又在日本的出口外向型經濟發展到對美國出口長期順差的80年代通過“廣場協議”、迫使日本調整匯率。但其結果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日圓幣值上升提高了日本轉移傳統制造業于東亞、和在歐美資本市場上的投資能力。盡管日本這些對歐美的投資大部分失敗，但其對東亞的產業轉移，卻得益于東亞各國本身按照西方制度經驗追求工業化，而大獲成功。
一方面東亞按照日本“雁陣式”戰略，以各國對歐美的出口配額為條件，發展成了日本產品的復制出口基地，這就是所謂“東亞奇跡”。而另一方面，日本則在大量移出傳統制造業的同時，必然導致貨幣資本過剩于實物經濟，其追逐投機利潤的本質特征也使日本生成了亞洲最大的泡沫經濟。這的確是我們身處其中的事實。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無論世界上任何國家，讓金融資本針對自身弊病做本質性轉變是不可能的。
三、中國經濟的增長分析
有人說，我國開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并因此促進經濟增長，已經延續第20個年頭了。于是人們在最近的討論中常常擔憂：中國經濟是否會向其他東亞國家那樣，只維持了20年左右高增長，就紛紛在經濟危機中進入衰退期。我覺得，這種比較的前提似乎并不成立，其實如果以我們這種約10％的年均增長速度做為標準，那么中國從1952年“一五”計劃起，已經高速增長了47個年頭了。
47年的高增長也并非“奇跡”，因為中國大多數年份是在進行工業化的原始積累，而在原始積累階段多數國家都是表現為經濟高增長的。只是，改革前我們是中央政府進行工業化原始積累，改革后則主要是地方政府進行地方工業化的原始積累。
1、兩個增長階段
資本的原始積累，是任何經濟類型的發展中國家進入現代化不可逾越的歷史性過程。在改革前27年國家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中，形成了由中央政府各部門直接控制的國有大工業體系。企業的層次級別不同，占有資本及其收益的數量和質量既會明顯差別。由此又產生了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條塊之間在財產占有及其收益分配上復雜的利益關系�？梢哉J為，在改革前由市及市以上政府及其各部門占有全部資源和城市工業資本和格局，一方面較大影響和限制了縣及縣以下（包括大批國營工業“空白縣”）地方政府占有資產和收益分配的欲望和能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廣大農村和農民大面積的貧困。
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財政體制改革，本來是要解決中央財政的“統收統支”與地方政府追求發展之間的矛盾。當時形成了從中央到鄉鎮各級財政“收支包干、增收分成”的財政體制，一定意義上確立了各級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作為不同經濟主體之間較為明確的收益分配關系。然而，財政分級承包制的實行，更進一步刺激了地方政府在現代化的目標導向下，按照中央政府進行原始積累的制度經驗，追求本地工業化、城市化的欲望。應該認識到，中國的各級地方政府不僅是政治、行政主體，也是經濟主體，有其自身的財產和收益，并且有擴張這種財產收益的明確動機和行為。這是中國經濟體制轉軌階段的歷史現象。
然而，農村改革和城市民營經濟發展已經部分地破除了過去中央政府借以提取原始積累的壟斷流通、金融和科層組織體制，各級地方政府客觀上已不可能像改革前中央政府那樣，直接占有全國的工農業剩余來形成自已的資本積累。其可能做到的，只是占有地方資源向資本轉化的增殖收益，用于地方政府追求工業化原始積累的“啟動資本”。
進入九十年代以來，隨著中央和地方國營企業虧損面的擴大，各級政府財政狀況有所惡化；縣級企業普遍虧損；據農業部和國家統計局1994年的調查，全國1000家上交利稅最高的鄉鎮企業，資產負債率也已達88.6%，比同期國營企業還要高！在這種局面之下，地方財政虧損面擴大，尤其是落后地區地方財政赤字嚴重，致使地方政府工業化發展目標更是礙難實現。
通過占用新的資源開辟新的財政來源，盡快完成地方政府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是中央、地方完成財政分權以后，尤其是九十年代以來，各地方政府在繼續粗放型增長的重要行為特征。1992年，全國范圍內發生的“開發區熱”即昭示了地方政府通過農村土地向非農化轉移過程中，大量獲取土地資本增殖收益，用于地方政府原始積累的實質。
綜上所述可以認為：中國80年代中期完成的財政體制改革，使地方政府得到了工業化發展的自主權，但失去了中央政府在改革開放之前借以獲取原始積累的集中壟斷的計劃體制。九十年代“開發區熱”和“以地生財”，都反映了地方政府占有地方資源轉化為資本的增殖收益作為原始積累的行為特征。
2、中國經濟的粗放型增長對資源的需求必然增加
建國以來直到現在，無論是哪一級政府追求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我國經濟始終沒有擺脫依靠大量資源投入來支持粗放型經濟發展的老路子。
80年代以來我們不斷重申的提高經濟效益，把經濟增長轉到集約化軌道上來，卻事實上沒有實現。不僅如此，在地方工業化階段一些主要經濟效益指標反而低于過去的水平。例如，“六五”、“七五”期間的國有單位年固定資產投資額只有800-2000元，還建成了許多象“四大乙烯”這樣能達到規模經濟要求的大型建設項目，可是“八五”以來基本建設戰線越拉越長，在建規模越來越大，能達到規模經濟要求的建設項目卻越來越少。又如，固定資產投資的交付使用率“八五”初期還在90％以上，“八五”末期降到只有54％。
我國與世界先進國家的經濟效率近20年來也是拉大的趨勢。如與日本相比，單位GDP耗能的差距1981年為6倍，現在擴大到約15倍。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中科技進步所貢獻的份額一般都在50％-70％；而我國 ，“六五”期間科技進步所貢獻的份額還占到32％，“七五”期間反而降到24％，“八五”以來也沒有明顯變化。不僅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即使在發展中國家也只處在中等水平。這些情況都說明，我國長期存在的經濟增長中的粗放型特征始終沒有改變，地方工業化階段尤其80年代末期以來甚至有加重的趨勢。
隨著90年代以來國家經濟的結構調整和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增加，中國的工業特別是重工、化工和機電工業的快速發展，綜合國力將明顯增強，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必然不斷上升。但是，重工業、化工和機電工業是以能源和礦產品為主要原料的產業，所以在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增加拉動重工業發展，經濟增長對能源和礦產品的需求必然急劇增加。國家計委王健的一項研究指出，如果按1975年日本基本上完成工業化時能源和鋼鐵的人均占有水平計算，到2010年我國基本上完成工業化任務時，14億人口就需要消耗50億噸標準煤，其中包括29億噸原油；需要消耗8億噸鋼和17億噸鐵礦石。還應該看到：日本是世界上經濟效率最高的國家，資源使用的集約程度遠遠超過歐美各國，即使是如此，1955-1975年，鋼鐵消耗仍增長了9倍以上，能源消耗增長了6倍以上，其中石油消費增長了21倍以上，都大大高于CNP同期5.4倍的增長幅度。
最近做出的決策是以財政和信貸方式增加國家基本建設投資，由于基礎設施投資拉動，我國的“重型”增長方式重新出現，從過去的經驗看，主要工業原料的消耗速度也必然有顯著加快趨勢。以石油為例，在80年代的“輕型”增長方式下，石油消費的年增長率只有2.4％，而1991-1993年則猛升到10％；經濟增長與鋼消耗的彈性系數也發生了變化，80年代為1:0.67，1991-1993年則上升到1:0.9。
我們不得不承認，90年代的中國經濟實際上是繼續按照傳統道路追求工業的高增長，工業對資源的消耗嚴重浪費。我國經濟增長不僅粗放型特征極為明顯，而且由于城鄉對立的二元體制壓抑了城市化進程，以及內部化金融的政府壟斷、帶動第三產業的能力有限，造成產業結構調整困難，因此只能依靠傳統工業發展慣性維持增長，資源消耗必然增加。例如，日本生產每單位GNP所消耗的能源，只是我國的1/11，但如果只從工業部門看，按當年匯率折算，1985年日本每億美元工業產值能耗為4.8萬噸標準煤，我國1990年為7.3萬噸標準煤，二者只差52％；可是因為其服務產業比重比我國高出一倍以上，服務產業的單位產值能耗只是工業部門的1/3-1/4，所以服務產業比重大就使平均單位產值能耗大大降低了。如果用90年代以來我國主要資源產品消耗的增長速度外推到2010年，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計，也需要消耗10億噸原油和3.5億噸粗鋼。
3、中國資源稀缺只能進口，對國際市場影響必然增加
改革前27年我們也是高增長，低通漲；這與近20年沒有明顯差別。如果要對現在的增長與過去作比，那么最大之不同，在于國際化程度。因為這20年正是國際金融資本過剩、尋找投資機會，以及日本在亞洲推行產業轉移戰略的階段。
我們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之初的1980年，中國在世界出口貿易中所占比重還不到1％，現在年進出口總值約4000億美元（考慮走私因素），年均增長率超過GDP增長8個百分點，到“八五”期末，中國在世界出口貿易中所占比重到已經超過3％，經濟的外向度已經超過40％。
我國是人均資源稀缺國家，下個世紀更是面臨著巨大的資源缺口。我國國土面積雖占到世界的7％，可是除了煤以外，鐵、鋁、銅、鋅等礦產資源儲量比重，都低于國土面積比重，石油儲量比重甚至還不到國土比重的40％。如果按人均水平計算，更是排到世界80位以后。據預測，到2010年我國石油產量頂多維持在1.5億噸，要生產3.5億噸鋼，至少需要7億噸鐵礦石，而屆時鐵礦石產量頂多達到4億噸，需要進口8億噸原油和3億噸鐵礦石。
此外，我國在城市化進程加快的同時宣布禁止森林采伐，如果能夠實行，木材進口將在現在每年約3000萬立方米的水平上提高至少1倍。隨著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和膳食結構改變，到2010年我國人均占有糧食需要達到450公斤，總量將達到6.3億噸，而由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耕地面積到2010年將減少到13億畝，糧食總產量即使超過5.5億噸，每年也需要有數千萬噸糧食進口。
4、中國經濟繼續增長對國際金融資本的需求
中國到2010年有13－14億人口，一旦依賴世界市場，其影響絕非以往能比。
如果中國石油進口達到8億噸，就要買走世界全部出口量的60％。如果中國糧食進口5千萬噸，也要占目前世界貿易量2億噸的1/4。目前世界每年的鐵礦石出口量只有2億噸，中國的需求量甚至超過了世界的全部出口。這將會引起世界初級產品供求不斷趨于緊張。
目前中國出口額只占世界的3％，如果未來世界貿易增長率為5％，而中國為12％，到2010年中國占世界出口比重將會上升到18％，這將會迫使許多國家讓出市場。因此在未來如果繼續粗放型工業化過程，我國不僅將高度依賴國際市場，也必然極大地影響國際市場。
從1998年的情況看，我國已經對國際社會宣布到本世紀末全社會需要增加約1萬億美圓投資。此外，中國到2010年僅為支付8億噸石油進口，就需要3000億美元以上，加上各種礦產和農產品等其它進口，外匯需求將達到7500億美元。即使我們能夠象最近10年不斷維持出口外向型經濟發展，也要求在未來15年內，出口年平均增長率保持在12％左右。
可是，我們在上面的分析中認為，包括中國東南沿海的出口外向型經濟在內的東亞經濟，已經發生危機，這實際上屬于傳統的以制造業為主的經濟發展方式的結構性危機。事實上1998年中國的出口已經明顯下降。從近年來的實際情況看，世界范圍的市場疲軟不可能短期緩解。那么也就不能寄希望于繼續保持過去的出口增長率。
不過，國際金融資本過剩必然“溢出”，又由于在金融危機壓力下獲利機會減少就更需要增加在中國的投資，因此我國的資本項目可能會保持順差。但是出口下降、進口增加，將使我們在下個世紀初出現經常項目逆差。這與東南亞國家發生全面危機之前的情況相似。更何況中國經濟能否通過國際貿易保證工業化對資源的需求，將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世界政治經濟格局變化。
綜上所述，中國在世界經濟危機之中的選擇沒有大的余地，只有一方面調整發展戰略，追求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利用近20年形成的區域差別，啟動中西部的資源經濟向資本經濟的轉化。當然，這種利用大國優勢的調整，需要參考“羅斯福新政”的不僅是經驗。
注：本文寫作中參考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最近的研究成果和國家計委王健在中國經濟信息網上公布的文章，并引述了其中部分數據。
對此本文認為，盡管那些大型金融資本集團明白，他們正在朝發生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單行道上疾駛，但沒有任何壟斷資本、特別是最腐敗的金融壟斷資本，足以明智到愿意主動改變自身與生俱來的追逐超額利潤的本質特征。因此，在世界經濟危機面前中國的決策導向如果失誤，就可能是“我為魚肉，人為刀齟”。我們也有可能象其他東亞國家那樣，由于實物經濟成長確實產生了可供攫取的增量利潤而成為國際金融資本集團在資本過剩壓力下轉嫁危機的對象。這是本文對所謂東亞金融危機動因的理解。
中國已經有47年的高增長，改革前27年是中央政府追求工業化的原始積累階段，最近20年則主要是地方在中央放權讓利的條件下追求地方工業化的積累階段。二者都屬于大量占用資源的粗放型增長。因此在按照一般工業化的制度經驗、初步完成原始積累形成的高增長之后，如果繼續過去習慣的方式、進一步追求數量型增長，就必然在國內資源稀缺條件下轉向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一體化”，進而受到從發展中國家實物經濟增長中攫取利潤的國際大資本的制約。
合理的決策討論應該是結合我國的基本國情，實事求是地轉向追求“可持續發展”�？墒牵藗冊谙硎芨咴鲩L的帶來的現代化消費時候，連從數量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還尚且不習慣，更遑論“可持續發展”。
由于本文作者曾經早在1988年5月寫的“危機論”中就指出過中國經濟周期性波動的規律，后來在1994年11月發表的“國際金融資本的全球性危機與中國改革”中也分析過今天才出現的國際經濟問題及其本質原因。而且近年來暴露出的問題，確實大部分被我當年的文章不幸而言中，因此現在寫作本文不能算太過于唐突。但我實在既不是預言家，也根本不是國際問題專家，甚至對西方經濟學理論都了解甚少。因此，理論家們對本文大可不必介意。
一、 真正解決歐美1929-33年大危機的并非“新政”，而是戰爭
我們在去年以來的討論中已經越來越明白，這次東亞金融危機是現象，實際上幾乎是亞洲后起的工業化國家對發生在歐美1929-33年大危機的一次復制。二者的本質特征相類似，都是傳統制造產業的結構性過剩。之所以持此看法，是基于如下認識：
1、資源貧乏使歐洲在危機壓力下走向戰爭
在30年代初的歐洲，當危機爆發時，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世界資源的分割已經確定，各早期完成工業化的資本主義國家又沒有新的資源可以再拿來作為資本化產生超額利潤的來源，所以制造業的結構性過剩幾乎不可能在同構的、分散的歐洲小國內部緩解（這也與現在東亞其他國家情況類似）。于是德國首先加速向軍事工業轉移，并且必然隨之在這種傳統產業結構并不能產生增量的制約下、要求對世界資源和市場的重新分割。這當然導致從歐洲延伸而成的世界戰爭。
2、美國兩個“百日新政”受阻
美國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資源大國，因此本來比歐洲小國更有條件通過啟動本國資源向資本轉化形成新的資本增殖收益，并以此改出危機。1933年羅斯福執政后也確實推行了兩個“百日新政”，第一個“百日新政”加強聯邦計劃和政府干預，但由于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而受阻；第二個“百日新政”側重壟斷，但新法在1935年春起不到1年中被最高法院取消了12項之多，其中包括著名的“工業復興法”。羅斯福執政后的3年中，各地已有100多位法官下了1600多道指令禁止實行 “新政” 。其實羅斯福并沒有改變美國的工業結構，而且盡管政府財政融資于公共工程每年使國庫虧空60-70億，國債從1932年的187億增加到1938年的347億，但失業仍然有700萬，全國14%的人口依靠政府救濟。
看來，無論歸罪于思路錯誤，還是推諉于操作中阻力太大，羅斯�！靶抡弊鳛闅v史事實，對美國經濟危機只是在1934-37年的3年間相對緩解。隨之1937年美國經濟再度出現危機，是年10月29日股票爆跌的“黑色星期二”，甚至比1929年股市大崩潰時的跌幅還厲害。隨后，在1938年慕尼黑事件導致歐洲戰爭的威脅越來越明顯的壓力下，羅斯福的“新政”也就銷聲匿跡了。可見，“新政”并沒有根本解決危機。
3、第二次世界大戰給美國的歷史機會
第二次世界大戰挽救了這次結構性危機：一是戰爭爆發和戰后重建刺激了工業需求，當時舊有的工業在未改變傳統結構的情況下，確實有了重新增長機會；二是美國在戰爭期間對世界輸出軍火，和戰后對世界援助重建物資的同時，使美圓自然變成世界通用的貿易結算貨幣，并在戰后達到了占國際貨幣總量的約3/4的統治地位。
由此，不僅美國的大金融壟斷資本集團可以得到最廉價的資金去進行資本輸出，而且背靠金融壟斷資本的跨國公司也可以進行只賺不賠的國際競爭。因為，只有美國政府可以憑借印刷出來的綠色紙片，與世界任何國家交換資源、產品，甚至政權。
說老實話，假如我們也有這種特殊條件，不去促進其他國家開放市場、自由競爭，推行“國際經濟一體化”和“國際經濟大循環”，那就是放棄歷史機遇。而實際上我們沒有這種條件，當然就是不能亦步亦趨，而是只好“走自己的路，讓人家說去吧”。
二、戰后美圓資本的壟斷地位變化，必然導致全球性金融危機
1、美圓的壟斷地位與追逐泡沫經濟的本質特征
美圓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的絕對地位使美國成為世界首領，各國以美圓作為儲備和主要結算貨幣對其需求增加，得以讓這種綠色的“紙幣”取代“金本位”制。同時也讓美國有條件不斷增發超過GDP增長比例的貨幣、大幅度提高了以金融為主導的第三產業比重，客觀上造成本來并不產生利潤的金融資本脫離實物經濟、不斷在投機資本壓力下推出新的衍生品交易品種，追逐只有“泡沫經濟”才能提供的超額利潤的本質特征。
2、戰后經濟發展與美圓相對過剩
然而，歐洲和日本在戰后經濟恢復時期依賴美國的美圓投資，不得不聽任美圓資本攫取超額利潤。但在60-70年代歐洲和日本經濟全面增長之后就不再滿足于美圓獨霸天下。于是有 “布雷頓森林會議”的匯率談判，乃至歐洲從追求統一市場到追求統一貨幣。其間，美圓在國際貨幣總量中的份額逐漸降低到3/5。有鑒于此，過剩的美圓資本只能通過不斷發展衍生品交易來保證其對超額利潤的渴求。
進入到90年代以來，美國的國民收入中資本收益已占60%以上，完全用于投機的外匯期貨交易額與美國實際對外貿易額之比已經達到99：1。美圓絕對過剩已是不爭的事實，其幣值高估約70%。在1999年歐元啟動并在今后逐漸成為與美圓抗衡的資本力量的過程中，美圓的貶值和連帶發生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威脅日益迫近。
然而，金融危機絕對不會使其始作俑者——金融資本集團從此改弦更張。以美國為首的國際金融資本必然在泡沫經濟幻滅時加強對其他國家推行所謂“一體化”，企圖為過剩美圓提供從其他國家實物經濟吸食利潤的條件。這就使得以發展實物經濟為主的中國在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之中會受到國際金融資本集團不僅是經濟方面的嚴峻挑戰。
我們這樣分析，是因為西方7國最近針對已經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機做出的對策調整，不過是我們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加強監督管理”，理論家們提出的看法也不過是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的老一套。至少到現在還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以美國為首的金融資本集團對自身本質問題有能力做深刻反思，也沒有給人們展示任何可以使人對其心存幻想的舉措。
3、東亞危機的始作俑者是國際金融資本自身
分析這次東亞經濟危機的源頭，本文的看法可能不同于經典的西方經濟學。我們認為：東亞發生的是結構性的經濟危機，始作俑者仍然是國際金融資本自身。因為正是美國在戰后的日本翻版了美國的制度，又在日本的出口外向型經濟發展到對美國出口長期順差的80年代通過“廣場協議”、迫使日本調整匯率。但其結果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日圓幣值上升提高了日本轉移傳統制造業于東亞、和在歐美資本市場上的投資能力。盡管日本這些對歐美的投資大部分失敗，但其對東亞的產業轉移，卻得益于東亞各國本身按照西方制度經驗追求工業化，而大獲成功。
一方面東亞按照日本“雁陣式”戰略，以各國對歐美的出口配額為條件，發展成了日本產品的復制出口基地，這就是所謂“東亞奇跡”。而另一方面，日本則在大量移出傳統制造業的同時，必然導致貨幣資本過剩于實物經濟，其追逐投機利潤的本質特征也使日本生成了亞洲最大的泡沫經濟。這的確是我們身處其中的事實。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無論世界上任何國家，讓金融資本針對自身弊病做本質性轉變是不可能的。
三、中國經濟的增長分析
有人說，我國開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并因此促進經濟增長，已經延續第20個年頭了。于是人們在最近的討論中常常擔憂：中國經濟是否會向其他東亞國家那樣，只維持了20年左右高增長，就紛紛在經濟危機中進入衰退期。我覺得，這種比較的前提似乎并不成立，其實如果以我們這種約10％的年均增長速度做為標準，那么中國從1952年“一五”計劃起，已經高速增長了47個年頭了。
47年的高增長也并非“奇跡”，因為中國大多數年份是在進行工業化的原始積累，而在原始積累階段多數國家都是表現為經濟高增長的。只是，改革前我們是中央政府進行工業化原始積累，改革后則主要是地方政府進行地方工業化的原始積累。
1、兩個增長階段
資本的原始積累，是任何經濟類型的發展中國家進入現代化不可逾越的歷史性過程。在改革前27年國家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中，形成了由中央政府各部門直接控制的國有大工業體系。企業的層次級別不同，占有資本及其收益的數量和質量既會明顯差別。由此又產生了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條塊之間在財產占有及其收益分配上復雜的利益關系�？梢哉J為，在改革前由市及市以上政府及其各部門占有全部資源和城市工業資本和格局，一方面較大影響和限制了縣及縣以下（包括大批國營工業“空白縣”）地方政府占有資產和收益分配的欲望和能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廣大農村和農民大面積的貧困。
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財政體制改革，本來是要解決中央財政的“統收統支”與地方政府追求發展之間的矛盾。當時形成了從中央到鄉鎮各級財政“收支包干、增收分成”的財政體制，一定意義上確立了各級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作為不同經濟主體之間較為明確的收益分配關系。然而，財政分級承包制的實行，更進一步刺激了地方政府在現代化的目標導向下，按照中央政府進行原始積累的制度經驗，追求本地工業化、城市化的欲望。應該認識到，中國的各級地方政府不僅是政治、行政主體，也是經濟主體，有其自身的財產和收益，并且有擴張這種財產收益的明確動機和行為。這是中國經濟體制轉軌階段的歷史現象。
然而，農村改革和城市民營經濟發展已經部分地破除了過去中央政府借以提取原始積累的壟斷流通、金融和科層組織體制，各級地方政府客觀上已不可能像改革前中央政府那樣，直接占有全國的工農業剩余來形成自已的資本積累。其可能做到的，只是占有地方資源向資本轉化的增殖收益，用于地方政府追求工業化原始積累的“啟動資本”。
進入九十年代以來，隨著中央和地方國營企業虧損面的擴大，各級政府財政狀況有所惡化；縣級企業普遍虧損；據農業部和國家統計局1994年的調查，全國1000家上交利稅最高的鄉鎮企業，資產負債率也已達88.6%，比同期國營企業還要高！在這種局面之下，地方財政虧損面擴大，尤其是落后地區地方財政赤字嚴重，致使地方政府工業化發展目標更是礙難實現。
通過占用新的資源開辟新的財政來源，盡快完成地方政府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是中央、地方完成財政分權以后，尤其是九十年代以來，各地方政府在繼續粗放型增長的重要行為特征。1992年，全國范圍內發生的“開發區熱”即昭示了地方政府通過農村土地向非農化轉移過程中，大量獲取土地資本增殖收益，用于地方政府原始積累的實質。
綜上所述可以認為：中國80年代中期完成的財政體制改革，使地方政府得到了工業化發展的自主權，但失去了中央政府在改革開放之前借以獲取原始積累的集中壟斷的計劃體制。九十年代“開發區熱”和“以地生財”，都反映了地方政府占有地方資源轉化為資本的增殖收益作為原始積累的行為特征。
2、中國經濟的粗放型增長對資源的需求必然增加
建國以來直到現在，無論是哪一級政府追求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我國經濟始終沒有擺脫依靠大量資源投入來支持粗放型經濟發展的老路子。
80年代以來我們不斷重申的提高經濟效益，把經濟增長轉到集約化軌道上來，卻事實上沒有實現。不僅如此，在地方工業化階段一些主要經濟效益指標反而低于過去的水平。例如，“六五”、“七五”期間的國有單位年固定資產投資額只有800-2000元，還建成了許多象“四大乙烯”這樣能達到規模經濟要求的大型建設項目，可是“八五”以來基本建設戰線越拉越長，在建規模越來越大，能達到規模經濟要求的建設項目卻越來越少。又如，固定資產投資的交付使用率“八五”初期還在90％以上，“八五”末期降到只有54％。
我國與世界先進國家的經濟效率近20年來也是拉大的趨勢。如與日本相比，單位GDP耗能的差距1981年為6倍，現在擴大到約15倍。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中科技進步所貢獻的份額一般都在50％-70％；而我國 ，“六五”期間科技進步所貢獻的份額還占到32％，“七五”期間反而降到24％，“八五”以來也沒有明顯變化。不僅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即使在發展中國家也只處在中等水平。這些情況都說明，我國長期存在的經濟增長中的粗放型特征始終沒有改變，地方工業化階段尤其80年代末期以來甚至有加重的趨勢。
隨著90年代以來國家經濟的結構調整和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增加，中國的工業特別是重工、化工和機電工業的快速發展，綜合國力將明顯增強，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必然不斷上升。但是，重工業、化工和機電工業是以能源和礦產品為主要原料的產業，所以在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增加拉動重工業發展，經濟增長對能源和礦產品的需求必然急劇增加。國家計委王健的一項研究指出，如果按1975年日本基本上完成工業化時能源和鋼鐵的人均占有水平計算，到2010年我國基本上完成工業化任務時，14億人口就需要消耗50億噸標準煤，其中包括29億噸原油；需要消耗8億噸鋼和17億噸鐵礦石。還應該看到：日本是世界上經濟效率最高的國家，資源使用的集約程度遠遠超過歐美各國，即使是如此，1955-1975年，鋼鐵消耗仍增長了9倍以上，能源消耗增長了6倍以上，其中石油消費增長了21倍以上，都大大高于CNP同期5.4倍的增長幅度。
最近做出的決策是以財政和信貸方式增加國家基本建設投資，由于基礎設施投資拉動，我國的“重型”增長方式重新出現，從過去的經驗看，主要工業原料的消耗速度也必然有顯著加快趨勢。以石油為例，在80年代的“輕型”增長方式下，石油消費的年增長率只有2.4％，而1991-1993年則猛升到10％；經濟增長與鋼消耗的彈性系數也發生了變化，80年代為1:0.67，1991-1993年則上升到1:0.9。
我們不得不承認，90年代的中國經濟實際上是繼續按照傳統道路追求工業的高增長，工業對資源的消耗嚴重浪費。我國經濟增長不僅粗放型特征極為明顯，而且由于城鄉對立的二元體制壓抑了城市化進程，以及內部化金融的政府壟斷、帶動第三產業的能力有限，造成產業結構調整困難，因此只能依靠傳統工業發展慣性維持增長，資源消耗必然增加。例如，日本生產每單位GNP所消耗的能源，只是我國的1/11，但如果只從工業部門看，按當年匯率折算，1985年日本每億美元工業產值能耗為4.8萬噸標準煤，我國1990年為7.3萬噸標準煤，二者只差52％；可是因為其服務產業比重比我國高出一倍以上，服務產業的單位產值能耗只是工業部門的1/3-1/4，所以服務產業比重大就使平均單位產值能耗大大降低了。如果用90年代以來我國主要資源產品消耗的增長速度外推到2010年，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計，也需要消耗10億噸原油和3.5億噸粗鋼。
3、中國資源稀缺只能進口，對國際市場影響必然增加
改革前27年我們也是高增長，低通漲；這與近20年沒有明顯差別。如果要對現在的增長與過去作比，那么最大之不同，在于國際化程度。因為這20年正是國際金融資本過剩、尋找投資機會，以及日本在亞洲推行產業轉移戰略的階段。
我們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之初的1980年，中國在世界出口貿易中所占比重還不到1％，現在年進出口總值約4000億美元（考慮走私因素），年均增長率超過GDP增長8個百分點，到“八五”期末，中國在世界出口貿易中所占比重到已經超過3％，經濟的外向度已經超過40％。
我國是人均資源稀缺國家，下個世紀更是面臨著巨大的資源缺口。我國國土面積雖占到世界的7％，可是除了煤以外，鐵、鋁、銅、鋅等礦產資源儲量比重，都低于國土面積比重，石油儲量比重甚至還不到國土比重的40％。如果按人均水平計算，更是排到世界80位以后。據預測，到2010年我國石油產量頂多維持在1.5億噸，要生產3.5億噸鋼，至少需要7億噸鐵礦石，而屆時鐵礦石產量頂多達到4億噸，需要進口8億噸原油和3億噸鐵礦石。
此外，我國在城市化進程加快的同時宣布禁止森林采伐，如果能夠實行，木材進口將在現在每年約3000萬立方米的水平上提高至少1倍。隨著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和膳食結構改變，到2010年我國人均占有糧食需要達到450公斤，總量將達到6.3億噸，而由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耕地面積到2010年將減少到13億畝，糧食總產量即使超過5.5億噸，每年也需要有數千萬噸糧食進口。
4、中國經濟繼續增長對國際金融資本的需求
中國到2010年有13－14億人口，一旦依賴世界市場，其影響絕非以往能比。
如果中國石油進口達到8億噸，就要買走世界全部出口量的60％。如果中國糧食進口5千萬噸，也要占目前世界貿易量2億噸的1/4。目前世界每年的鐵礦石出口量只有2億噸，中國的需求量甚至超過了世界的全部出口。這將會引起世界初級產品供求不斷趨于緊張。
目前中國出口額只占世界的3％，如果未來世界貿易增長率為5％，而中國為12％，到2010年中國占世界出口比重將會上升到18％，這將會迫使許多國家讓出市場。因此在未來如果繼續粗放型工業化過程，我國不僅將高度依賴國際市場，也必然極大地影響國際市場。
從1998年的情況看，我國已經對國際社會宣布到本世紀末全社會需要增加約1萬億美圓投資。此外，中國到2010年僅為支付8億噸石油進口，就需要3000億美元以上，加上各種礦產和農產品等其它進口，外匯需求將達到7500億美元。即使我們能夠象最近10年不斷維持出口外向型經濟發展，也要求在未來15年內，出口年平均增長率保持在12％左右。
可是，我們在上面的分析中認為，包括中國東南沿海的出口外向型經濟在內的東亞經濟，已經發生危機，這實際上屬于傳統的以制造業為主的經濟發展方式的結構性危機。事實上1998年中國的出口已經明顯下降。從近年來的實際情況看，世界范圍的市場疲軟不可能短期緩解。那么也就不能寄希望于繼續保持過去的出口增長率。
不過，國際金融資本過剩必然“溢出”，又由于在金融危機壓力下獲利機會減少就更需要增加在中國的投資，因此我國的資本項目可能會保持順差。但是出口下降、進口增加，將使我們在下個世紀初出現經常項目逆差。這與東南亞國家發生全面危機之前的情況相似。更何況中國經濟能否通過國際貿易保證工業化對資源的需求，將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世界政治經濟格局變化。
綜上所述，中國在世界經濟危機之中的選擇沒有大的余地，只有一方面調整發展戰略，追求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利用近20年形成的區域差別，啟動中西部的資源經濟向資本經濟的轉化。當然，這種利用大國優勢的調整，需要參考“羅斯福新政”的不僅是經驗。
注：本文寫作中參考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最近的研究成果和國家計委王健在中國經濟信息網上公布的文章，并引述了其中部分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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