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浪潮中，英國毫無爭議地成為了世界紡機業的霸主。德國紡機業的全面起步開始于19世紀中期，主要集中在萊茵河低地和Swabian地區的Saxony-Thuringen。受當時的工業基礎和技術水平的限制，民族紡機工業還主要依靠英國和法國等紡機強國的技術輸出。20世紀初，英法等紡機強國逐漸感到了來自德國的競爭壓力，開始有意識地控制向德國輸出先進的紡機制造技術。在這種情況下，德國開始尋找模仿基礎上的自主創新之路，并形成了以原東德的德累斯頓地區為中心的紡機生產基地。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德國紡機業的國際競爭力已經顯著提高，可以和英國、法國等紡機強國進行面對面的較量。由于德國在勞動力、工業基礎、制造業體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競爭優勢，因此，德國生產的紡機設備開始在國際市場上嶄露頭角，到30年代后期，全國45%左右的紡機設備出口到世界各地。

　　戰后初期，受到戰爭重創的德國紡機業又不得不面臨東、西德分離的困境，英、法、美等老牌紡機強國重新登上了國際紡機市場的領先位置。與原東德相比，戰后初期的西德紡機業基礎十分薄弱。不過，值得慶幸的是，原東德累斯頓地區的工程師、技術骨干和熟練工陸續來到紡機業基礎薄弱的原西德創業。新建設的紡機企業主要集中在老工業基地魯爾地區的杜塞爾多夫、斯圖加特等地。僅僅過了十余年，德國（此指原西德）紡機業就在60年代重新崛起，并奪回了原有的國際市場份額，此后一直穩居國際紡機業的排頭兵位置。

　　德國紡機業能夠在戰后很短的時間內恢復元氣并迅速提升其國際競爭力，除了紡機業自身的努力因素外，還有一些重要的外部原因不可忽視：一是在戰后歐洲經濟重建和世界經濟長期景氣的大背景下，紡織服裝業市場需求（德國、歐洲乃至全球市場）持續旺盛，紡機訂單不斷，客觀上為德國紡機制造業提供了良好外部空間；二是德國馬克與美元等國際通貨相比處于比較明顯的“競爭優勢”地位，長期堅挺的美元也使得美國紡機業飽受來自德國、意大利等低匯率國家紡機制造業的挑戰；三是與紡機業緊密相關的制造業如化學、電子、鋼鐵、機械等部門在戰后初期的迅速成長壯大，客觀上也為紡機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產業配套環境；四是英國和法國等老牌紡機強國的制造業在戰爭中受到重創，使得戰后初期主要紡機制造國基本上處在同一個起跑線上；五是以艾哈德為核心的戰后第一屆政府在國民經濟恢復、重建，以及建立競爭性市場經濟體制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從時間上看，德國紡機業的恢復與成長與德國國民經濟的快速崛起基本上是同步的。

　　目前，無論是從產值、市場份額還是從技術、品種和質量水平上看，德國紡機業都站在全球紡機業的最前沿。自1957年德國以紡機出口占世界市場份額24%的成績超過英國而首次登上世界紡機業霸主地位以來，一直穩坐世界紡機業的頭把交椅。特別是1968年以來，德國紡機業始終以占全球貿易額30%以上的業績領先主要競爭對手。今天，全德國130多家主要紡機設備制造商（大多為德國機械制造商協會VDMA紡機分會的會員）雇傭了約36800員工，年產值約39億歐元，出口37億歐元，占總產值比重高達94%。2000年德國紡機設備的主要出口市場為歐洲、亞洲和北美，分別銷售了15億歐元、11.5億歐元和4.9億歐元，增速分別為21.5%、29.7%和下降1.3%，亞洲成為增長最快的區域市場。從出口國別和地區來看，美國、土耳其、意大利、中國等國家和地區是最主要的出口市場（參見圖）。從出口設備類別來看，零部件占29.8%，紡紗機占21.7%，針織、織襪機和簇絨機占18.7%，后整理設備占16.3%，織機占13.5%。

　　二、德國紡機業競爭力形成與提升的基本經驗

　　紡織機械制造業是典型的裝備制造業，也是德國競爭力最強的制造業門類之一。應該說，戰后德國紡機業的迅速崛起并長期保持極強的國際競爭力是一系列主客觀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總的來看，德國紡機業的強盛得益于以下一系列重要經驗。

　　第一，開放與競爭性的市場體制。這是一個極易被忽視的因素。如果說創新是德國紡機業的靈魂，那么，開放與競爭性的市場體制則是德國紡機業的基石。歷史和現實地看，德國紡機業的興起、發展壯大和競爭力提升都是在開放和競爭的市場體制環境下完成的。沒有高昂的進入門檻，沒有行政性壟斷、區域性壟斷和經濟性壟斷，沒有嚴格的貿易和投資保護，沒有政府的財政補貼，沒有價格歧視和價格聯盟，沒有混亂的競爭秩序，這些因素的綜合效應就是德國紡機業的長盛不衰。實際上，不僅僅是德國，世界上其它紡機業發達的國家，如瑞士、意大利、日本、比利時、荷蘭等國家，其紡機業競爭力的形成和持續莫不是市場良性競爭的結果。

　　第二，不斷提升的技術創新能力。強大的技術創新能力是德國紡機業核心競爭力之所在。同中國紡機業一樣，德國紡機業也是從引進國外先進技術開始起步的。所不同的是，德國紡機業能夠成功地發展出一整套有效的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創新體系，而不是陷入“引進——落后——再引進”的低水平“技術引進陷阱”。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德國紡機業的技術創新體系是在開放與競爭的體制環境下形成的，而不是靠政府提供貿易與投資保護形成的。在競爭性的市場體制下，德國紡機企業不僅要面對國外強勁競爭對手的競爭，還要面對國內競爭對手的挑戰，只有不斷地創新，增加技術創新投入力度（德國紡機企業研發投入強度通常高達20%甚至更高），形成獨特的“技術高地”，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生存和壯大。在技術進步過程中，企業始終是創新主體和驅動力，而政府的作用則十分有限。今天，德國紡機業已經廣泛使用了“虛擬現實技術”來提高研發和生產效率，大大降低了研發和制造業的周期、成本和風險。

　　第三，高度專業化和協作化的生產組織方式。從技術經濟角度看，紡機制造業與汽車制造業不同，它的產品線更寬，產品類別和技術需求千差萬別，以織機為例，包括無梭、有梭、噴氣、噴水、箭桿等許多細分產品，而每一種產品又有幾十種型號，這些細分產品由于工作原理和核心技術差別很大，通常很難共享一個或若干研發和制造平臺。因此，每一個紡機企業實際上很難形成覆蓋面很廣的產品線，只能專注于一個或幾個最具競爭力的細分產品的生產和研發，這就是為什么德國紡機企業通常呈現出很高的專業化水平，而不像我國的中紡機集團和太平洋集團那樣能夠提供全系列的成套產品（這并不意味著德國紡機企業不能生產成套產品，實際上，產品的成套化可由用戶提出具體技術需求和技術參數后，由專業化的工程公司將不同紡機企業生產的產品進行成套組裝）。實踐證明，在紡機制造領域，“小而精”比“大而全”更有競爭力。如德國賜來福在全自動高速氣流紡紗機、特呂茨勒公司在長絨棉紡紗、多尼爾公司在噴氣織機、巴馬格公司在高速卷繞機、紐馬格公司和吉瑪公司在短纖維生產線等領域，都是專業領域內的翹楚。此外，德國紡機企業在堅持高水平專業化生產的基礎上，還注重高水平的外部協作與產業配套，除了體現本企業核心技術的關鍵件外，其它能夠標準化生產和外部配套的產品則盡可能地通過市場化采購來解決，這樣不僅可以最大限度地分散市場風險，而且可以集中企業優勢資源進行關鍵技術的研發。從全球制造業來看，傳統的“縱向一體化”模式已經不能適應目前技術進步速率更快、知識和資產專業化程度更深、生產靈活性更強的發展趨勢，“業務外包”（Outsourcing）正在成為一種重要的供應鏈管理模式。

　　第四，全球化和本土化并舉的產業發展道路。不能否認，德國紡機業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當時本國紡織業（紡機業的下游產業）的旺盛需求。然而，真正使德國紡機業維持長期興盛的根本動力卻來自于德國本土以外的市場需求。實際上，不僅是德國紡機業，世界許多裝備制造業強國都面臨著本國市場的增長空間受限，而下游產品的市場重心向低制造成本國家和地區轉移的大趨勢（如德國的煙機制造業和印刷機械制造業，瑞典的森工機械制造業，瑞士的紡機制造業和美國的發電、配電設備制造業）。德國紡機業的經驗告訴我們，解決本國市場狹小和市場重心轉移的根本出路在于走全球化和本土化相結合的道路。全球化(globalization)意味著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包括生產的全球化、采購全球化、研發的全球化、管理的全球化、營銷的全球化和人力資源的全球化。而與全球化相適應的另一個重要趨勢就是本土化（localization），它意味著企業只有在最靠近目標市場的地方組織現地生產、現地銷售、現地服務和現地研發，才能在當地市場上取得競爭優勢。實際上，德國紡機業近年來已經順應全球化趨勢，特別是紡織服裝業的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的大趨勢，先后在中國、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家和地區設立生產基地和銷售、服務機構。

　　第五，產業集群式發展，形成技術擴散與互動的良性機制。產業集群是世界許多制造業強國形成和保持競爭力的一種重要的產業組織方式。正如著名學者邁克爾·波特所言，“當產業集群形成時，一個國家無論在最終產品、生產設備、上流供應及售后服務等方面都會有國際競爭的實力”（參見邁克爾·波特（1990）《國家競爭優勢》，中文版2002年，華夏出版社）。德國紡機業之所以長期保持強有力的競爭實力，不能不說與產業集群式發展的組織模式密切相關。德國紡機業19世紀中期的興起主要集中在萊茵河低地和Swabian的Saxony-Thuringen地區，而戰后的勃興則主要依靠杜塞爾多夫、斯圖加特、法蘭克福等地紡機業的快速發展。今天，德國紡機企業基本上形成了以杜塞爾多夫、科隆、斯圖加特、法蘭克福、德累斯頓和慕尼黑為核心的五大產業密集區，集中了全國70~80%的紡機企業。產業集群式發展的好處是很多的，其中一個重要益處就是技術與知識的擴散。紡機企業密切地分布在同一個或相鄰的地區，便于改進技術和產品，促進技術交流和信息溝通，便于以技術人員流動為載體的技術擴散，便于客戶需求的傳播，也便于紡機企業在競爭壓力下更好地為客戶提供最有效的解決方案。

　　第六，裝備制造業的強有力支撐。德國紡機業保持長盛不衰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德國具有雄厚的裝備制造業基礎。它主要體現在：其一，德國具有完整和高水準的制造業配套體系，無論是從模具制造、數控機床，還是到動力裝置和機械傳動，德國制造業都始終保持著世界領先的水平，因此，從總體上講，德國紡機業基本上不存在某個關鍵部件和制造環節的核心技術受制或落后于人的問題。其二，德國具有雄厚的制造技術傳統與人才優勢。德國是一個有著悠久制造傳統的國度，可以說是一個“工程師的國度”。德國的工程技術人員的素質在全世界屈指可數，而這又與其高等教育的專業設置、企業培訓體制、代際間的經驗擴散密切相關。其三，德國裝備制造業的研發投入強度始終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德國制造企業擁有的專利數量多年來一直穩居世界前列，如德國制造業巨人西門子公司1999年申請專利數量達到1348項，位居全球首位。其四，德國裝備制造業普遍實現了精益化、信息化和柔性化生產，其技術水平、生產效率以及市場適應能力等方面在全球始終處于領先地位。

　　三、對我國裝備制造業競爭力提升的幾點啟示

　　中國裝備制造業國際競爭力不強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當全世界都在關注“中國制造”的時候，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誰來裝備中國”并不是危言聳聽。紡織服裝業可謂是中國比較優勢體現最充分、國際競爭力最強的制造業部門。但是，中國有一半以上的紡機產品來自于國外。2002年，我國從53個國家和地區進口了紡織機械產品，其中日本、意大利、中國臺灣、韓國、瑞士和比利時等國家和地區對中國（大陸）出口紡織機械產品都超過了1億美元（參見“我國主要紡織機械進口來源比較及分析”，摘自“錦橋紡織網”）。而2003年上半年共進口紡織機械及零件7.4億美元，同比增長1.4倍（參見“國產紡機技術滯后　　進口量不斷攀升”，摘自“國家機械網”，2003年9月19日）。從總量上看，中國無疑是紡機生產大國，也是紡機進口大國。更為重要的是，從產品競爭力上講，中國還不是紡機強國。

　　中國紡機制造業面臨的問題是今天中國裝備制造業的一個縮影。如何提升中國裝備制造業已經刻不容緩地擺在我們面前。德國紡機業是一面鏡子，不僅映射出我國裝備制造業的不足，而更具現實意義的是，它也映射出我國裝備制造業調整和發展的方向。德國紡機業的經驗表明，中國裝備制造業核心競爭力的提升至少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讓開放和競爭性的市場體制充分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消除一切阻斷市場機制的制度性障礙。相對于其它制造業部門來說，我國裝備制造業的國有經濟比重還很高，東北地區等傳統裝備制造業基地正處于痛苦的轉型期。盡管國內市場需求持續旺盛，但是新增制造業投資還是更多地轉向了進口裝備和流水線，特別是在數控機床、柔性流水線等高端產品市場，中國本土企業生產的生產設備在性能、加工精度、可靠性、數控化和模塊化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距。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長期以來國內裝備市場競爭尚不充分，一方面是國內貿易與投資保護政策限制了外國資本的進入，另一方面是國內過多的行政性干預、地方性壟斷、行政性壟斷和“灰色交易”阻斷了競爭性市場機制的形成。長期占據國內裝備市場的國有裝備制造企業，盡管有政策“保護傘”的庇護，有國有金融機構的低成本融資和大規模的政府采購，但卻沒有能夠發展和演化出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競爭所需要的體制和機制。

　　加入WTO后，中國裝備制造業面臨著新的競爭形勢，同時，也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要在同裝備制造業強國的競爭中贏得一席之地，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必須建立一個開放的、透明的、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消除各種非市場因素的限制，讓所有的戰略投資者擁有平等的市場準入機會，畢竟產業競爭力是在充分競爭的市場體制環境下形成的。

　　第二，必須形成可持續的自主創新機制和能力。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相比，我國的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還處于較低的水平，主要行業的技術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相差大約20年，而技術進步對經濟的貢獻率也只有30％左右（而發達國家一般超過60％，新興工業化國家為40~55％）。我國企業技術裝備達到國際水平的只有20％。機械行業的技術裝備水平比發達國家落后15到20年，主要機械產品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的比重只有5％左右(參見周喜安、蔡萍“著力完善科技創新政策體系”，刊于2003年2月13日“經濟日報”)。

　　自主創新的能力和可持續性是衡量一個國家裝備制造業水平的根本標志。中國在裝備制造領域是一個“后來者”和“追趕者”，技術引進和模仿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過程，也是“后發優勢”的充分體現。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在經濟起飛初期也主要依靠技術引進和消化吸收來完成技術的升級和經濟趕超的任務。計劃經濟時期，中國依托前蘇聯強大的裝備制造業實力建立了完整的裝備制造體系和技術體系，并形成了一定的自主創新能力。在經濟轉型階段，我們還沒有真正走出“引進——落后——再引進”的“怪圈”。提高我國技術創新的能力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僅需要增加科技投入力度，還必須改革現行技術創新的管理體制和機制；對能夠從整體上帶動我國裝備制造技術升級的技術引進、技術成果轉化、技術改造和技術轉讓等項目，國家應給予傾斜性的財稅扶持政策；促進產、學、研的密切結合和科技成果的現實轉化率；發揮政府在基礎性研究、共用性強的應用技術研究、重大技術研究和風險較大的技術研究等領域的支撐作用；鼓勵引進國外先進的裝備制造技術，并將工作重點放到引進技術的消化、管理、人才培養和再創新上來；鼓勵跨國公司在華投資裝備制造業，并建立面向中國、面向全球的裝備制造技術研發基地，鼓勵外資研發機構與國內裝備制造企業和研發機構進行聯合開發。

　　第三，在加快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基礎上，徹底改變目前我國多數裝備制造企業“大而全”、“小而全”的產業組織形態，推動裝備企業在市場競爭和自由選擇原則下形成高度專業化和協作化的生產組織體系。要鼓勵外資和民營的裝備制造企業參與國有裝備制造企業的改組改造，特別要注重利用資本市場在兼并、重組和聯合過程中的杠桿作用。政府要為裝備企業特別是國有大型裝備制造企業的業務重組、產業鏈重構和組織體系重整提供保障，尤其是在企業“瘦身”過程中社保體系的建立，以及大量冗員的身份轉換和再就業問題上，政府應發揮主導作用。

　　第四，改善投資環境，積極融入全球化體系，鼓勵跨國公司的本土化生產。資本的自由進出、法律法規的透明度和可預見性、政府行政程序的合法性和行政效率、公民的守法意識、政府與社會的誠信度、融資渠道與成本、創新的體制和機制、社會中介的自組織能力、產業配套體系、基礎設施完善程度、商務成本高低等等，這些是任何一個產業快速成長并保持活力和競爭力的重要保證。與上述要求相比，我國目前裝備制造業的投資環境還急待改善。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日益明顯的今天，能否迅速融入全球化生產和服務體系當中，將決定未來相當長的一個時期產業發展的前景，而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投資環境的好壞。在全球制造業加速向中國轉移的大趨勢下，改善投資環境，鼓勵跨國公司本地化生產的政策顯得非常重要。

　　中國加入WTO后，由于執行“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TRIMs），投資項目中的技術要求條款和國產化比例等限制性政策將被禁止使用。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應放松對跨國公司戰略性投資的限制，允許跨國制造企業在華設立獨資企業（實際上，這也是它們能否將核心技術轉移到中國來的一個重要考慮因素）；鼓勵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研發機構，并與國內裝備制造業進行共用技術和先端技術的聯合研發；鼓勵跨國公司兼并、重組與聯合國內裝備制造業，將國內裝備制造企業納入其全球化體系當中。

　　第五，為產業集群式發展創造寬松的外部條件。集群式發展已經被實踐證明其對于一個產業的發展和競爭力提升具有特別重要的作用。在我國東部沿海地區，一些已經形成一定規模和競爭實力的裝備制造業（如遼寧的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機床制造，蘇南的棉紡機制造，浙江臺州的模具制造業等），大多形成了集群化發展的產業格局。但是從總體上看，我國裝備制造業的集群式發展還處于初期階段，這與我國許多低技術含量的日用消費品制造業（如紡織服裝、打火機、鞋類、箱包、皮革、絲綢、玩具）的產業集群化發展比較成熟相比，還存在較大落差。為推動產業集群化發展，政府應該從軟、硬兩個方面著手：在“硬件”建設方面，政府在工業園區建設、交通基礎設施投入、土地使用、專業市場建設等方面，應該充分發揮主導作用；在“軟件”建設方面，政府的作用更多地體現在創造寬松的競爭環境和市場秩序，特別是要為關鍵性“龍頭企業”安家落戶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充分發揮其為配套企業的戰略性投資所起到的“示范作用”；保護知識產權，推動共用技術的研發和成果擴散，規范競爭秩序，這是吸引高技術含量的裝備制造企業區域性集中的重要條件；創造良好的人才流動和激勵機制，實踐已經證明，人才的正常流動是技術擴散的有效載體，是產業集群發展的技術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