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奇跡”的真正原因來自于經濟自由主義，就是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一是市場秩序，形成所有經濟個體之間的自由自愿的交易規則；二是產權界定到個體。這兩點支撐了我們改革開放以后基本的制度框架，正是這種制度框架，導致了中國經濟奇跡。

　　關鍵詞：經濟自由主義；中國奇跡；經濟學家。

　　一、對中國經濟的3個假定。

　　2000年年初的時候，《南方周末》的記者采訪我，問我今后十年中國會是什么情況。我對預測一直采取謹慎的態度。人類社會和經濟系統很復雜，人類的理性不能完全把握，也不可能做出正確的預測。但是我還是做了一個預測。有個非常簡單的方法讓我避免錯誤，就是做假定或限定。我假定如果具備什么條件，我們才能說十年以后將會怎么樣；假定不具備這些條件，也就不會有這樣的結果。我做了3個假定：第一個假定是沒有大的動蕩；第二個假定是中國未來十年經濟將穩定在每年8%～9%的增長速度；第三個假定是美元相對人民幣貶值30%。在這樣3個假定前提下，我說202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可能會與美國相當，人均GDP可以達到1萬美元。

　　但這3個假定中，其中有一個假定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沒有大的動蕩。因為從歷史上看，古今中外，往往在經濟繁盛過后，國家的盛世過后，可能會出現大規模的動蕩。比如在漢代有文景之治，后來就出了個“七國之亂”。還有在唐代“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后面有“安史之亂”。美國也是這樣，它建國以后經歷了相當長時間的發展過程以后出現了南北戰爭。

　　關鍵有兩個重要問題。第一個是土地問題。我們今天經常看到報道，說有一些農民，或者土地所有者，不堪強拆，以自焚抗議。肯定還有很多沒有報道的、我們沒有看到的事件。據于建嶸2005年的估計，大概是2003年、2004年的數字，中國因為政府征地的失地農民有6000多萬，到現在我相信已經超過1億以上。而且他估計，其中60%的境況惡化了。這個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它的嚴重性遠遠被我們的傳媒和社會低估了。它造成的問題是破壞了我們的產權制度。你住的房子，突然有一天推土機開到你們家門口，你不知道為什么要推倒這個房子。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

　　第二個嚴重問題是壟斷國企的不斷擴張。這種擴張具有正反饋性質。什么意思呢？是因為這些企業一方面利用公權力，另外一方面也以營利性企業的面目出現在市場，他們由此獲得了上萬億的不該得的利益。由這樣一種巨大利益的驅使，又使他們進一步地重復這樣一種操作，就是利用公權力獲得更大權力，在市場上獲得豐厚的巨額利潤。它不但顛覆了公有產權的性質，同時也否定了政府權力的公共性質，把我們的全體國民所擁有的國有資產變成了少數人能實際支配和享有的財富。大家知道，我們的國有企業從1994年到現在利潤一直是在增長的，但利潤如何分配和使用，我們卻不能直接去監督，在國資委的網站上也沒有公開的財務報表，讓我們全體國民去監督。

　　因為時間有限，我今天也不多講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比較復雜，涉及到政治經濟學和憲政經濟學的分析。我主要想講從經濟學角度怎么去看這樣的問題。近些年來我也發現了一些“理論”，這些理論有的人也冠以“經濟學”的名稱，他們用來解釋這樣的一種現象。歸根到底這些觀念有一個論點，即中國模式的優點是政府干預得更多。

　　二、經濟自由主義與“中國奇跡”。

　　當然中國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國奇跡”

　　的真正原因其實非常簡單，其實就是一些常識，這些常識就是經濟自由主義。經濟自由主義是我們經濟學的真諦，是我們經濟學的傳統，所以這個道理不是很復雜的。這個道理是什么呢？就是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包括兩點：一點是市場秩序，就是所有經濟個體之間的自由自愿的交易規則。只要是自由自愿的，沒有強買強賣，這就是市場秩序。另外一點就是產權界定到個體。其實這兩點支撐了我們改革開放以后基本的制度框架。正是這種制度框架，就是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這種變化，導致了中國經濟奇跡。

　　有人說中國的政府干預的程度要比美國高，這是中國優于美國的地方，認為中國這些年經濟發展速度比美國更快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中國的政府干預更重造成的。這是非常荒誕的。我們要從制度變動的角度去看經濟增長。最明顯的事實是，我國在1978年的時候，政府干預是百分之百，所有的企業幾乎都是國有企業，政府控制了經濟的各個方面。到了今天，這一比重降到了20%。那么這30年的事實是什么？就是中國的政府干預逐漸在減小，這就成就了中國經濟奇跡。而不能靜態地看，美國政府干預比重是10%，中國是20%，所以中國的這個奇跡的原因是政府干預更多。這是無視30年改革的事實。

　　再進一步說，我們現在要強調的是一種觀念，一種哲學態度，這對于我們學經濟學的學生來講非常重要。我經常說，如果你把教科書中的數學公式全背下來，你頂多只學會了經濟學的一半；但是如果你知道經濟學的基本精神就是經濟自由主義精神，即使你沒有背一個數學公式，你也基本上懂了經濟學。這是經濟學的核心的內容，最關鍵的內容。那么這種經濟自由主義的哲學態度是什么呢？

　　在一般的層次上去講，就是小政府、大市場。這是經濟自由主義第一層次的表述。從整個歷史來看，從演進的角度來看，經濟自由主義最核心的思想是自然秩序。這是一種哲學態度。這種哲學態度是什么呢？就是相信自然秩序的結果是好的。那么這種態度怎么應用呢？這種態度應用的地方非常之多。最重要的是，我們知道人類的經濟系統是一個復雜系統，我們人類的理性不能完全搞明白，我們經常會非常恍惚。但是我們可以做到一點，就是當我們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時候，我們就不做。這就是經濟自由主義，這就是自然秩序哲學的一種態度。就像我們在自然界中的態度一樣。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我們并不知道，地球怎樣運轉，但四季照樣變換，動物和植物照樣生長。

　　三、經濟學家能做什么？

　　當然，我們就面臨一個問題，既然我們論證了經濟自由主義是對的，即每一個經濟人、理性人可以作出正確選擇，這些無數分散的選擇最后能合成一個最佳的社會制度。那么結果是什么？就是經濟學家就沒有用了。既然所有的理性的經濟人分散作出選擇的結果是個好的結果，我們還能干嘛呢？除了堅持一種哲學觀念，經濟學家還能做什么？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其實我在十幾年前就提出這樣的問題，我覺得現在還要重復提這樣的問題。答案是，經濟學家還是有用的，他們至少還可以做下面的事情。

　　第一個方面是，還是有很多人懷疑經濟自由主義的這種主張，無論由于不尊重經濟體系所展現的那種自然秩序，人類社會出現過多少災難。他們想當然地認為自己的理性思考是更好的，甚至想當然地認為某些好像是善的舉措是好的，結果帶來災難性的結果。盡管這樣的事情成千上萬，盡管中國經歷了相當長的計劃經濟的階段，而我們中國人，即使年輕一代可能沒有經歷過，但是他們的父母輩都是經歷過的。如果沒有經濟學家，如果沒有文化精英記錄下來，提煉出來，作為歷史教訓，不斷地說、反復地說。我們這個社會還會不時地出現一些聲音，認為市場經濟不好，計劃經濟好。所以，正是因為有反對自由經濟主義的人存在，經濟學家的存在才有價值。

　　我原來認為，這樣的話不需要重復。我在山東大學給博士生提建議的時候，我老說你不要說市場怎么有效率，因為這已經被千萬次地證明了的，你要去發現市場在什么地方失靈了。但是現在我想說，作為一個經濟學家的群體，作為對社會負有責任的這樣一個知識群體，他們需要不斷地重復市場原則。雖然這種重復從理論創新的角度看是沒有新意的，但確實有社會意義。

　　第二點，我們還是要承認有市場失靈。市場失靈的存在，也就是說，經濟自由主義的原則并不是在所有的方面全能夠通行。應該說在絕大部分的場合中，我幾乎可以說在99%的場合是通行的，但是還有一小部分它不通行，不適用，因為有市場失靈的問題。也就是說，個人趨利避害所形成的決策，合成為一個社會結果，可能是不好的。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必須要承認這一點。我們要劃清楚市場的戰略邊界，讓我們能夠守住市場邊界，然后對失靈的部分作出某些應對或處理。所以在這時候，我們需要做的事是探究市場邊界。不能簡單地說，比如說美國出現金融危機了，就說金融市場全都失靈了。我們要看清金融市場在哪個部分失靈了，而作為金融市場的整體還是好的，這才有信息量，才有意義，才有助于操作和有所借鑒。

　　第三點，即使計劃經濟或政策干預導致了災難，也仍有不少解釋空間。我們要不斷地了解歷史與事實，清除錯誤的觀念，否則就不能真正接受教訓。三年饑荒產生的原因就值得分析。是土地少了呢，還是破壞了市場制度。很多過去的誤解，其實都要重新澄清。比如像科斯教授所說，過去的經濟學家把燈塔當作公共物品的一個典型來討論，事實上，燈塔可以是私人擁有的。為什么呢？因為燈塔可以排他性地收費。為什么呢？是因為所有經過燈塔的船最后都要到固定的港口去停靠，在你停靠的時候，我就知道你一定經過我的燈塔，這時候收費就可以了。

　　所以這是一個很巧妙的安排。有些看來是所謂市場失靈的地方，其實并不失靈。還有一些例子。比如像過去有個說法，說我們過去在計劃經濟時期，實行工農業剪刀差是為了推進工業化。我們山東大學有一個博士做的論文，批駁了這種觀點。

　　第四點就是我們還是要推進制度創新，提出制度創新的方案。比如由科斯定理所導出的污染權交易，用來替代“庇古稅”，實際上是把過去政府做的事情交給市場來做。再比如在近些年來，在公用事業中出現的公私合作模式。再有一點就是探究非市場亦非政府的制度安排。既然可能會出現市場失靈，但不一定市場失靈的部分一定要由政府介入和干預，還有其他的非市場、也非政府的這樣一些制度安排，也可以解決一些問題。比如家庭、宗教、文化傳統等。

　　再有一點，就是我們還需要探究制度安排，其實這是一個比市場失靈更大的話題。它還包括了公共選擇方面投票悖論問題。這個時候，經濟自由主義的基本邏輯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在失靈。但在這方面，我們需要去面對，需要去處理。我們不能說個人主義方法論不適用的地方，我們就無所作為，或者我們就不能應對。我們要創造出一些制度安排。其實很多的制度安排，都是針對這樣的個人主義方法論不適用情況創造出來的，比如像政府，比如像宗教，甚至家庭，還有一些文化、習俗、傳統等等都是如此。

　　最后就是跨文化研究，這種研究其實也是在推進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推進經濟自由主義所適用的范圍。我記得汪丁丁曾經說過，希臘文的“交易”，其含義就是要“分清敵我”。什么意思呢？交易有費用，影響交易費用的一種因素是文化觀念。文化觀念的不同可能會導致交易費用增高，進而可能會導致交易無法實現。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首先是要想，不同的文化意味著不同的規則，不同文化傳統之間的沖突就是規則的沖突。我們要去辨析和思考，去發現它們之間是不是可以兼容、融合和整合。而人類的歷史，確實就是一個不同地域的小文化，經過不斷地互動，實現了兼容、融合和整合的過程。文化不斷地整合，所覆蓋的范圍也越來越大，自由交易的范圍也就越來越大，就可能導致人類社會在一個非常大的范圍內，個體之間能夠自由交易，能夠更進一步的推進經濟自由主義適用的范圍。

　　2010年11月21日在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召開的第十屆中國經濟學年會上講演。根據錄音整理，經本人校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