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勞動者就業對勞動報酬量的響影
勞動者，作為生產資料的占有者,它同生產資料相結合的最初形式就表現在就業問題上�！八^就業問題，就是具有一定勞動能力的人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為社會創造財富或提供勞務，而獲得勞動報酬或經營收入的問題�！�(1)
其次，作為生產資料的占有者，勞動者在社會生產過程中就將不再是單純的勞動力的支付者，它具有肩負雙重職能的重任。一方面，作為勞動力，它使用著生產資料，從而生產出物質財富；另一方面，作為占有者，它支配著生產資料，使社會生產按照它自己的意志來進行。因此，對它來說，保證每一個有勞動能力的勞動者都能同一定數量的生產資料結合起來，就將是一種義不容辭的責任。
可見，實現充分就業，是勞動者占有生產資料的具體表現，也是公有制社會形態的本質要求。
一旦社會上出現了一部分勞動者無法同生產資料相結合，從而使他們成了失業者，那么這一部分失業者就將不再是生產資料的占有者，因為他們的占有權沒有得到兌現。如果說，這些失業者仍然是生產資料的占有者的話,那么對于這些失業者來說，這種占有將是徒有虛名的。因為此時生產資料已經不再屬于它自己支配的物，而是轉化為與它自己毫不相干的物，即同它的勞動力相對立的物。
這一點，對于那些頭腦清醒的經濟學家來說，是不說自明的。因為這些經濟學家曾經明確地指出：
“失業者的存在是同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制不相適應的，因為這相當數量的失業者失去了運用社會生產資料勞動并取得勞動收入的權利�！�(2)
在這些經濟學家看來，“勞動就業問題，從理論上講，就是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結合問題。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資料公有，勞動者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從整體來講，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是結合的，全體社會成員都應得到勞動就業�！�(3)
可見，實現充分就業，這是由勞動者占有生產資料的社會形態的本質決定的。它構成了公有制社會形態的基本特征之一。
如果勞動者在公有制的社會形態內不能使自身同一定的生產資料結合起來，那么，對它來說，這種占有就將僅僅是一種形式上的占有，或者說，它將以名義上的占有者實際上的非占有者的形式存在著。在這樣的條件下，勞動者就將不能成為生產資料的真正占有者。這就是說，失業者的存在是同勞動者占有生產資料的社會形態不相容的。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是生產資料的主人，個人消費品的分配實行“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動者不得食”的按勞分配原則，因此，社會不僅必須而且能夠保證一切有勞動能力的人充分就業。(4)
然而，正像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本身是歷史的產物一樣，有勞動能力的勞動者，其數量的多少本身也將作為一個既定的歷史前提而存在。因此，在社會主義建立的初期，由于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同資本主義社會相比，還是比較低下的。這一生產力水平制約著社會物質財富生產的總量，它使這一總量相對來說要比較少一些，此時，隨著勞動者數量的多少不同，每個勞動者從中所分得的個人消費品的數量也會不同。也就是說，在個人消費品總量一定的情況下，勞動者在量上的規定性將直接影響到每個勞動者實際占有的個人消費品的數量。勞動者人數愈多，每個勞動者能夠分得的個人消費品數量也就愈少。對此，經濟學家曾有過明確的斷言：
低收入，高就業，吃“大鍋飯”，搞平均主義，雖然可以實現充分就業，但生活質量不會有多大提高。(5)
反之，當勞動者人數較少時，那么，每一個勞動者能夠分得的個人消費品的數量也就會愈多。可見，在個人消費品數量一定的情況下，勞動者的數量多少同它所能夠得到的個人消費品的數量成反比。
在勞動者就業的問題上，不同經濟學家之間也曾展開過激烈地爭論。其中一些經濟學家站在同勞動者相對立的立場上，即站在管理者的立場上，為了加快經濟發展的速度，提高勞動生產率，因而主張：應該允許有一部分勞動者失業，以保證生產效率的不斷提高。
在現實的社會形態中，這種理論實施的典型,我們可以從南斯拉夫的經濟制度中尋找到。自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建立之后，它所實行的經濟政策就是不保障每一個勞動者都能就業，從而使經濟發展能夠有一個較高的增長速度。
除南斯拉夫之外，其它的社會主義國家基本上都實行了保障勞動者充分就業的政策。其中最為突出的是我國在就業問題上所采取的措施。這一點，曾有經濟學家評論道：“如果按照就業人數占有勞動能力人數的比例計算就業率，我國就業率之高是世界之冠。而高就業率卻帶來了低效率。我國勞動生產率之低也是世界罕見的。”(6)
從經濟學家的這一論斷中我們可以得出什么結論呢？很明顯，這一結論就是，在就業問題上，無論實行什么樣的具體政策，是實行允許一部分勞動者失業的政策也好，還是實行勞動者充分就業的政策也好。對于經濟學家的理論觀點來說，是沒有絲毫影響的。在經濟學家看來，充分就業必然會帶來勞動生產率的下降，高就業率與低效率之間具有必然的聯系。我國當前的現狀就是最好的實例。
看到這種振振有詞的理論，使我們不禁想起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鼓吹的一種論調：沒有失業就沒有高效率。請看,這二種論調是何其相似��！難道真的如經濟學家所斷言的那樣，要想提高生產效率，就必須有一定的失業人口存在。否則，要實現充分就業，就一定會造成生產效率的下降。換句話說，只有用一部分勞動者同生產資料的分離，才能換來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
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同勞動者就業程度之間有沒有必然地聯系呢？對于這一問題，我們的回答是否定的。就是說，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同勞動者就業程度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這一結論向人們揭示出勞動生產率的變化并不隨著就業率的高低發生變化這一本質聯系。
從表面上看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機械化，現代化生產條件的廣泛應用，可以減少勞動力的使用數量，從而使勞動者的需求超過了勞動者的供給，因此產生了勞動者的需求與供給之間的矛盾。如果不很好地解決這一矛盾，就會影響到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而解決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減少勞動力的使用數量，從而使一部分勞動者退出生產過程，使它們同生產資料分離開來，成為失業者。隨著生產領域的不斷擴大，又為失業者提供了新的就業崗位，因此使得一部分勞動者又重新得到就業。在這一發展變化過程中，假若勞動力的需求仍然小于供給，那么，就會使失業者繼續存在下去。整個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過程恰恰就是這樣一種運動過程。
在這一運動過程中，作為勞動的后備軍，相對過剩的勞動力即失業工人始終是存在的。即使在當今那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里，也仍然存在著相當數量的失業工人，可見，這一事實足以顯示出經濟學家的上述論斷是有歷史事實為根據的，它不是憑空捏造出來的，是由資本主義發展的全部歷史來證明的。因此，這種論調比起那些無根據的抽象的空洞議論來說，要高明得多。
遺憾的是，這些經濟學家忘記了馬克思的教誨，相對過剩的勞動力之所以存在，并不是由社會化生產過程本身造成的。恰恰相反，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產物。只要生產的社會性質隸屬于資本，那么，相對過剩人口的存在就將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只有消滅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才能從根本上鏟除造成相對過剩人口存在的社會根源。
由此可見，勞動力供給大于需求這一矛盾的出現，并不是由社會生產過程本身的發展變化帶來的,而是由社會生產方式的性質造成的。在這里生產的社會形式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它既可以使勞動力的供求矛盾始終存在，又可以使這一矛盾在現實中根本就不能夠成立。當社會生產沿著資本主義道路指引的方向發展下去的時候，就必然會使相對過剩人口存在下去并不斷地有所發展，只有社會生產在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的時候，才會從根本上鏟除掉相對過剩人口這一社會問題，使這一社會現象從此不復存在。
經濟學家之所以將勞動生產率同勞動者就業程度直接聯系在一起，將它們二者之間的關系看作是相互對立的。就是說，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就不能實現高就業率（即指充分就業）,反之，實行了充分就業，必然會帶來生產的低效率。這里，關鍵的問題就在于，這些經濟學家的思維中只有孤立的、靜止的、片面的聯系。他們把握的只是一些表面的現象，而對于所論及的問題的本質并不清楚。因此，在他們的理論中，這種表面現象中的矛盾就構成了他們的理論觀點，就變成了一種本質的聯系。
其實呢？事物都是在發展變化的。各種事物之間的聯系也是分為二個層次的。既有本質上的聯系也有現象上的反映形式。它們二者之間并不是一致的。當我們停留在現象聯系中去進行抽象、概括的時候，就會將這些矛盾的現象當作一種本質的聯系，必然的聯系去把握。
當經濟學家把握住這種表面的聯系之后，就像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一樣，向人們大聲宣布：真理被我們抓住了，它就在我們的思維中。其實呢？他所抓住的不過是一些表面的、膚淺的聯系，至于那隱藏在現象后面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系，他卻一無所知。
勞動力的供求矛盾是由生產的社會形式方面所引起的，它不是社會化生產過程本身的必然產物。
在一定的社會形式下，當勞動力的供給與需求出現了不相適應的時候，這種不相適應的情況通常表現為二種，其一，勞動力的供給小于需求；其二，勞動力的供給大于需求。在前一種情況下，由于勞動力的供給滿足不了對它的需求，因此，也就不會產生勞動者的失業問題。在后一種情況下，由于勞動力的供給大于對它的需求，于是就會使一部分勞動者成了多余的、相對過剩的勞動力。
相對過剩的勞動力的存在，一方面加劇了勞動者內部的競爭,使得勞動者內部產生分裂，從而使勞動報酬水平的增長受到了限制；另一方面，它使資本的力量變得更加強大，以至于不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就不可能使勞動者實現充分就業。
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由于勞動者成了生產資料的占有者，因此它就為充分就業的實現提供了最基本的社會條件。實行充分就業的結果，是否會帶來勞動生產率的下降呢？對于這個問題，只要我們站在勞動者的角度上去分析，就會得出與經濟學家截然不同的答案：充分就業不僅不會帶來勞動生產率的下降，相反，它還是使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的有效措施。
首先一點，充分就業的實現，是使勞動者從生產資料的奴役下解放出來的前提條件。當勞動者真正成為生產資料的支配者與占有者，當他們實現了同自己占有的生產資料的直接結合之后，以往資本主義社會加在勞動者身上的絞索——失業的危機，從此就一去不復返了。它將不再屈從于資本的威力，面臨著失業的威脅，而被迫地從事非人的勞動。勞動的目的將是為了滿足勞動者自身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這一變革的結果將煥發出勞動者從事生產勞動的積極性與主動性。體現在生產過程中，就會使它以主人翁的姿態去從事生產勞動，從而使勞動生產率得到極大地提高。
其次，勞動日的長度本身是一個可變量。當勞動力的再生產中，出現了使勞動力的需求小于它的供給時，勞動者從它的整體利益出發，就可以通過縮短勞動日的辦法，做到既保證每一個勞動者都能夠就業又不使勞動生產率下降。 因為很明顯的一個事實是，在同一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基礎上，只要將勞動日減少一半，就可以使就業人數增長一倍。在這種情況下，它是不會使勞動生產率下降的。不僅如此，它還會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一可喜的后果。這一點，在勞動日時間較長，勞動的緊張程度又不夠的情況下表現得尤其突出。
正如列寧指出的：“在工作日很長的情況下工人每小時生產出來的成品要比工作日較短時所生產的少些，而且還壞得多…… 這已為工業發展的全部進程所證實。”(7)
在現實生活中，６－１＞６的奧秘，(8)紡織行業實行“四班三運轉”的實例，(9)都說明了縮短勞動時間會提高勞動生產率。當勞動的緊張程度已經達到了極限的情況下，縮短勞動時間，擴大就業人數，同樣可以做到既保持勞動生產率不下降，又可以使充分就業得以實現的目的。這就是說，無論勞動的緊張程度如何，縮短勞動時間都可以做到既使勞動生產率得到提高，又可以使充分就業得以實現的結果。可見，充分就業與低效率二者之間是沒有必然聯系的。
經濟學家之所以將事物在表面上的聯系看作了本質的聯系，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們割裂了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系，采取了一種就事論事的態度。當經濟學家把勞動日的長度凝固起來之后，就會得出：“充分就業必然會降低生產效率”的結論。因為“三個人的活兒五個人干”在勞動時間、生產力水平不變的情況下，自然會出現生產效率不高的必然結果。
在生產力水平低下時，高就業率固然與低生產效率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但是，它卻直接關系到每一個勞動者所獲得的勞動報酬水平的高低。這一點，經濟學家曾將它形象地比喻成“三人活兒五人干，三人飯五個人吃”。如果我們僅僅停留在靜止的觀點上去考察，那么“三人飯五個人吃”，必然會使每一個人吃的飯量減少。但是，在考察復雜的社會問題時，這種靜止的觀點是萬萬要不得的。
“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從發展的觀點上看，在一定的條件下固然會使每一個人都吃不好，但是，在另一種條件下，它又會使每一個人都吃得相當不錯。在這里，決定的因素是一定的條件。條件不同，就會使個人消費品的總量也會不同。“三人活兒五人干，三人飯五個人吃”，在勞動時間較長，勞動的緊張程度又不夠的情況下，自然會使勞動生產率不高，勞動產品總量增長不快，因而使個人消費品數量相對減少的后果。在這種情況下，不用說五個人吃，就是三個人吃也未必吃得好。反之，在勞動時間縮短，勞動的緊張程度提高的情況下，勞動生產率就會大大提高，從而使勞動產品總量也大大增加，個人消費品的數量也就會隨之增多。在這種情況下，三人飯五個人吃，難道會比前一種情況下的三人吃要壞得多嗎？
可見，“三人活兒五人干，三人飯五個人吃”，這種論調完全忽視了生產的社會形式方面對生產發展所起到的制約作用，它是站在靜止的角度上，從單純的物質生產過程方面考慮問題時所得出來的一種悲觀論調。
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實現充分就業是由勞動者占有生產資料這一客觀條件決定的。能否保障勞動者同一定數量的生產資料相結合，將反映出該社會生產方式的性質。只要勞動者在社會生產與分配中所占據的支配地位不變，那么，充分就業也就一定能夠實現。盡管充分就業的實施會對勞動者所獲得的勞動報酬水平以及勞動時間的長度的確定有著直接的影響，但是，它的實現卻不會造成勞動生產率的下降。這一點，無論從理論分析上還是在現實的實踐中，都證實了這一結論具有真理性。
總之，勞動生產率同勞動者就業程度二者之間沒有本質的聯系，必然的聯系。所謂高就業率與低效率的矛盾在客觀上是不存在的，它只存在于經濟學家的理論中，存在于他們的抽象的思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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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永江、杜一《試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就業問題》見《經濟科學》1982年第2期
(2) 張仁德《南斯拉夫經濟學家關于社會所有制和市場理論的探索與爭論》見《經濟學動態》1984年第7期)
(3)劉同德《切實解決勞動就業中的新問題》見《經濟問題探索》1984年第7期
(4)李震中主編《計劃經濟學》1985年修訂版第384頁
(5)劉國興《試論經濟發展戰略和充分就業目標》見《學習與探索》1984年第2期
(6)徐節文《我國的就業問題》見《財經理論與實踐》1985年第2期
(7)【蘇】《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日的社會經濟問題》第118頁)
(8)“黑龍江阿城繼電器廠黨委提出了一個改革方案：每周五天工作,一天學習一天休息。今年1至8 月與去年同期相比,純工作日減少了三十二天，但工業總產值增長了31.5％，利潤增長30.6％，黑龍江阿城繼電器廠五千多名職工，通過自己的行動，得出了特定的、新鮮的結論，6－1＞6 這一不等式是成立的”(1984年9月13日《工人日報》)
(9) “目前有些紡織企業實行‘四班三運轉’，這是個好辦法，既增加了生產，又擴大了就業。據有關部門反映，紡織廠由三班改為四班,由七天休息一天，改為八天休息兩天，每個工人的工時雖然縮短，但整個工廠的工作日增加了，生產還是增加的，而且還可以多安排人�！�(邱傳英、孫云鵬《談勞動就業》見《社會科學輯刊》1980年第4期)
其次，作為生產資料的占有者，勞動者在社會生產過程中就將不再是單純的勞動力的支付者，它具有肩負雙重職能的重任。一方面，作為勞動力，它使用著生產資料，從而生產出物質財富；另一方面，作為占有者，它支配著生產資料，使社會生產按照它自己的意志來進行。因此，對它來說，保證每一個有勞動能力的勞動者都能同一定數量的生產資料結合起來，就將是一種義不容辭的責任。
可見，實現充分就業，是勞動者占有生產資料的具體表現，也是公有制社會形態的本質要求。
一旦社會上出現了一部分勞動者無法同生產資料相結合，從而使他們成了失業者，那么這一部分失業者就將不再是生產資料的占有者，因為他們的占有權沒有得到兌現。如果說，這些失業者仍然是生產資料的占有者的話,那么對于這些失業者來說，這種占有將是徒有虛名的。因為此時生產資料已經不再屬于它自己支配的物，而是轉化為與它自己毫不相干的物，即同它的勞動力相對立的物。
這一點，對于那些頭腦清醒的經濟學家來說，是不說自明的。因為這些經濟學家曾經明確地指出：
“失業者的存在是同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制不相適應的，因為這相當數量的失業者失去了運用社會生產資料勞動并取得勞動收入的權利�！�(2)
在這些經濟學家看來，“勞動就業問題，從理論上講，就是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結合問題。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資料公有，勞動者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從整體來講，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是結合的，全體社會成員都應得到勞動就業�！�(3)
可見，實現充分就業，這是由勞動者占有生產資料的社會形態的本質決定的。它構成了公有制社會形態的基本特征之一。
如果勞動者在公有制的社會形態內不能使自身同一定的生產資料結合起來，那么，對它來說，這種占有就將僅僅是一種形式上的占有，或者說，它將以名義上的占有者實際上的非占有者的形式存在著。在這樣的條件下，勞動者就將不能成為生產資料的真正占有者。這就是說，失業者的存在是同勞動者占有生產資料的社會形態不相容的。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是生產資料的主人，個人消費品的分配實行“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動者不得食”的按勞分配原則，因此，社會不僅必須而且能夠保證一切有勞動能力的人充分就業。(4)
然而，正像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本身是歷史的產物一樣，有勞動能力的勞動者，其數量的多少本身也將作為一個既定的歷史前提而存在。因此，在社會主義建立的初期，由于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同資本主義社會相比，還是比較低下的。這一生產力水平制約著社會物質財富生產的總量，它使這一總量相對來說要比較少一些，此時，隨著勞動者數量的多少不同，每個勞動者從中所分得的個人消費品的數量也會不同。也就是說，在個人消費品總量一定的情況下，勞動者在量上的規定性將直接影響到每個勞動者實際占有的個人消費品的數量。勞動者人數愈多，每個勞動者能夠分得的個人消費品數量也就愈少。對此，經濟學家曾有過明確的斷言：
低收入，高就業，吃“大鍋飯”，搞平均主義，雖然可以實現充分就業，但生活質量不會有多大提高。(5)
反之，當勞動者人數較少時，那么，每一個勞動者能夠分得的個人消費品的數量也就會愈多。可見，在個人消費品數量一定的情況下，勞動者的數量多少同它所能夠得到的個人消費品的數量成反比。
在勞動者就業的問題上，不同經濟學家之間也曾展開過激烈地爭論。其中一些經濟學家站在同勞動者相對立的立場上，即站在管理者的立場上，為了加快經濟發展的速度，提高勞動生產率，因而主張：應該允許有一部分勞動者失業，以保證生產效率的不斷提高。
在現實的社會形態中，這種理論實施的典型,我們可以從南斯拉夫的經濟制度中尋找到。自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建立之后，它所實行的經濟政策就是不保障每一個勞動者都能就業，從而使經濟發展能夠有一個較高的增長速度。
除南斯拉夫之外，其它的社會主義國家基本上都實行了保障勞動者充分就業的政策。其中最為突出的是我國在就業問題上所采取的措施。這一點，曾有經濟學家評論道：“如果按照就業人數占有勞動能力人數的比例計算就業率，我國就業率之高是世界之冠。而高就業率卻帶來了低效率。我國勞動生產率之低也是世界罕見的。”(6)
從經濟學家的這一論斷中我們可以得出什么結論呢？很明顯，這一結論就是，在就業問題上，無論實行什么樣的具體政策，是實行允許一部分勞動者失業的政策也好，還是實行勞動者充分就業的政策也好。對于經濟學家的理論觀點來說，是沒有絲毫影響的。在經濟學家看來，充分就業必然會帶來勞動生產率的下降，高就業率與低效率之間具有必然的聯系。我國當前的現狀就是最好的實例。
看到這種振振有詞的理論，使我們不禁想起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鼓吹的一種論調：沒有失業就沒有高效率。請看,這二種論調是何其相似��！難道真的如經濟學家所斷言的那樣，要想提高生產效率，就必須有一定的失業人口存在。否則，要實現充分就業，就一定會造成生產效率的下降。換句話說，只有用一部分勞動者同生產資料的分離，才能換來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
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同勞動者就業程度之間有沒有必然地聯系呢？對于這一問題，我們的回答是否定的。就是說，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同勞動者就業程度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這一結論向人們揭示出勞動生產率的變化并不隨著就業率的高低發生變化這一本質聯系。
從表面上看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機械化，現代化生產條件的廣泛應用，可以減少勞動力的使用數量，從而使勞動者的需求超過了勞動者的供給，因此產生了勞動者的需求與供給之間的矛盾。如果不很好地解決這一矛盾，就會影響到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而解決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減少勞動力的使用數量，從而使一部分勞動者退出生產過程，使它們同生產資料分離開來，成為失業者。隨著生產領域的不斷擴大，又為失業者提供了新的就業崗位，因此使得一部分勞動者又重新得到就業。在這一發展變化過程中，假若勞動力的需求仍然小于供給，那么，就會使失業者繼續存在下去。整個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過程恰恰就是這樣一種運動過程。
在這一運動過程中，作為勞動的后備軍，相對過剩的勞動力即失業工人始終是存在的。即使在當今那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里，也仍然存在著相當數量的失業工人，可見，這一事實足以顯示出經濟學家的上述論斷是有歷史事實為根據的，它不是憑空捏造出來的，是由資本主義發展的全部歷史來證明的。因此，這種論調比起那些無根據的抽象的空洞議論來說，要高明得多。
遺憾的是，這些經濟學家忘記了馬克思的教誨，相對過剩的勞動力之所以存在，并不是由社會化生產過程本身造成的。恰恰相反，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產物。只要生產的社會性質隸屬于資本，那么，相對過剩人口的存在就將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只有消滅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才能從根本上鏟除造成相對過剩人口存在的社會根源。
由此可見，勞動力供給大于需求這一矛盾的出現，并不是由社會生產過程本身的發展變化帶來的,而是由社會生產方式的性質造成的。在這里生產的社會形式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它既可以使勞動力的供求矛盾始終存在，又可以使這一矛盾在現實中根本就不能夠成立。當社會生產沿著資本主義道路指引的方向發展下去的時候，就必然會使相對過剩人口存在下去并不斷地有所發展，只有社會生產在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的時候，才會從根本上鏟除掉相對過剩人口這一社會問題，使這一社會現象從此不復存在。
經濟學家之所以將勞動生產率同勞動者就業程度直接聯系在一起，將它們二者之間的關系看作是相互對立的。就是說，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就不能實現高就業率（即指充分就業）,反之，實行了充分就業，必然會帶來生產的低效率。這里，關鍵的問題就在于，這些經濟學家的思維中只有孤立的、靜止的、片面的聯系。他們把握的只是一些表面的現象，而對于所論及的問題的本質并不清楚。因此，在他們的理論中，這種表面現象中的矛盾就構成了他們的理論觀點，就變成了一種本質的聯系。
其實呢？事物都是在發展變化的。各種事物之間的聯系也是分為二個層次的。既有本質上的聯系也有現象上的反映形式。它們二者之間并不是一致的。當我們停留在現象聯系中去進行抽象、概括的時候，就會將這些矛盾的現象當作一種本質的聯系，必然的聯系去把握。
當經濟學家把握住這種表面的聯系之后，就像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一樣，向人們大聲宣布：真理被我們抓住了，它就在我們的思維中。其實呢？他所抓住的不過是一些表面的、膚淺的聯系，至于那隱藏在現象后面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系，他卻一無所知。
勞動力的供求矛盾是由生產的社會形式方面所引起的，它不是社會化生產過程本身的必然產物。
在一定的社會形式下，當勞動力的供給與需求出現了不相適應的時候，這種不相適應的情況通常表現為二種，其一，勞動力的供給小于需求；其二，勞動力的供給大于需求。在前一種情況下，由于勞動力的供給滿足不了對它的需求，因此，也就不會產生勞動者的失業問題。在后一種情況下，由于勞動力的供給大于對它的需求，于是就會使一部分勞動者成了多余的、相對過剩的勞動力。
相對過剩的勞動力的存在，一方面加劇了勞動者內部的競爭,使得勞動者內部產生分裂，從而使勞動報酬水平的增長受到了限制；另一方面，它使資本的力量變得更加強大，以至于不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就不可能使勞動者實現充分就業。
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由于勞動者成了生產資料的占有者，因此它就為充分就業的實現提供了最基本的社會條件。實行充分就業的結果，是否會帶來勞動生產率的下降呢？對于這個問題，只要我們站在勞動者的角度上去分析，就會得出與經濟學家截然不同的答案：充分就業不僅不會帶來勞動生產率的下降，相反，它還是使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的有效措施。
首先一點，充分就業的實現，是使勞動者從生產資料的奴役下解放出來的前提條件。當勞動者真正成為生產資料的支配者與占有者，當他們實現了同自己占有的生產資料的直接結合之后，以往資本主義社會加在勞動者身上的絞索——失業的危機，從此就一去不復返了。它將不再屈從于資本的威力，面臨著失業的威脅，而被迫地從事非人的勞動。勞動的目的將是為了滿足勞動者自身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這一變革的結果將煥發出勞動者從事生產勞動的積極性與主動性。體現在生產過程中，就會使它以主人翁的姿態去從事生產勞動，從而使勞動生產率得到極大地提高。
其次，勞動日的長度本身是一個可變量。當勞動力的再生產中，出現了使勞動力的需求小于它的供給時，勞動者從它的整體利益出發，就可以通過縮短勞動日的辦法，做到既保證每一個勞動者都能夠就業又不使勞動生產率下降。 因為很明顯的一個事實是，在同一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基礎上，只要將勞動日減少一半，就可以使就業人數增長一倍。在這種情況下，它是不會使勞動生產率下降的。不僅如此，它還會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一可喜的后果。這一點，在勞動日時間較長，勞動的緊張程度又不夠的情況下表現得尤其突出。
正如列寧指出的：“在工作日很長的情況下工人每小時生產出來的成品要比工作日較短時所生產的少些，而且還壞得多…… 這已為工業發展的全部進程所證實。”(7)
在現實生活中，６－１＞６的奧秘，(8)紡織行業實行“四班三運轉”的實例，(9)都說明了縮短勞動時間會提高勞動生產率。當勞動的緊張程度已經達到了極限的情況下，縮短勞動時間，擴大就業人數，同樣可以做到既保持勞動生產率不下降，又可以使充分就業得以實現的目的。這就是說，無論勞動的緊張程度如何，縮短勞動時間都可以做到既使勞動生產率得到提高，又可以使充分就業得以實現的結果。可見，充分就業與低效率二者之間是沒有必然聯系的。
經濟學家之所以將事物在表面上的聯系看作了本質的聯系，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們割裂了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系，采取了一種就事論事的態度。當經濟學家把勞動日的長度凝固起來之后，就會得出：“充分就業必然會降低生產效率”的結論。因為“三個人的活兒五個人干”在勞動時間、生產力水平不變的情況下，自然會出現生產效率不高的必然結果。
在生產力水平低下時，高就業率固然與低生產效率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但是，它卻直接關系到每一個勞動者所獲得的勞動報酬水平的高低。這一點，經濟學家曾將它形象地比喻成“三人活兒五人干，三人飯五個人吃”。如果我們僅僅停留在靜止的觀點上去考察，那么“三人飯五個人吃”，必然會使每一個人吃的飯量減少。但是，在考察復雜的社會問題時，這種靜止的觀點是萬萬要不得的。
“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從發展的觀點上看，在一定的條件下固然會使每一個人都吃不好，但是，在另一種條件下，它又會使每一個人都吃得相當不錯。在這里，決定的因素是一定的條件。條件不同，就會使個人消費品的總量也會不同。“三人活兒五人干，三人飯五個人吃”，在勞動時間較長，勞動的緊張程度又不夠的情況下，自然會使勞動生產率不高，勞動產品總量增長不快，因而使個人消費品數量相對減少的后果。在這種情況下，不用說五個人吃，就是三個人吃也未必吃得好。反之，在勞動時間縮短，勞動的緊張程度提高的情況下，勞動生產率就會大大提高，從而使勞動產品總量也大大增加，個人消費品的數量也就會隨之增多。在這種情況下，三人飯五個人吃，難道會比前一種情況下的三人吃要壞得多嗎？
可見，“三人活兒五人干，三人飯五個人吃”，這種論調完全忽視了生產的社會形式方面對生產發展所起到的制約作用，它是站在靜止的角度上，從單純的物質生產過程方面考慮問題時所得出來的一種悲觀論調。
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實現充分就業是由勞動者占有生產資料這一客觀條件決定的。能否保障勞動者同一定數量的生產資料相結合，將反映出該社會生產方式的性質。只要勞動者在社會生產與分配中所占據的支配地位不變，那么，充分就業也就一定能夠實現。盡管充分就業的實施會對勞動者所獲得的勞動報酬水平以及勞動時間的長度的確定有著直接的影響，但是，它的實現卻不會造成勞動生產率的下降。這一點，無論從理論分析上還是在現實的實踐中，都證實了這一結論具有真理性。
總之，勞動生產率同勞動者就業程度二者之間沒有本質的聯系，必然的聯系。所謂高就業率與低效率的矛盾在客觀上是不存在的，它只存在于經濟學家的理論中，存在于他們的抽象的思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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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永江、杜一《試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就業問題》見《經濟科學》1982年第2期
(2) 張仁德《南斯拉夫經濟學家關于社會所有制和市場理論的探索與爭論》見《經濟學動態》1984年第7期)
(3)劉同德《切實解決勞動就業中的新問題》見《經濟問題探索》1984年第7期
(4)李震中主編《計劃經濟學》1985年修訂版第384頁
(5)劉國興《試論經濟發展戰略和充分就業目標》見《學習與探索》1984年第2期
(6)徐節文《我國的就業問題》見《財經理論與實踐》1985年第2期
(7)【蘇】《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日的社會經濟問題》第118頁)
(8)“黑龍江阿城繼電器廠黨委提出了一個改革方案：每周五天工作,一天學習一天休息。今年1至8 月與去年同期相比,純工作日減少了三十二天，但工業總產值增長了31.5％，利潤增長30.6％，黑龍江阿城繼電器廠五千多名職工，通過自己的行動，得出了特定的、新鮮的結論，6－1＞6 這一不等式是成立的”(1984年9月13日《工人日報》)
(9) “目前有些紡織企業實行‘四班三運轉’，這是個好辦法，既增加了生產，又擴大了就業。據有關部門反映，紡織廠由三班改為四班,由七天休息一天，改為八天休息兩天，每個工人的工時雖然縮短，但整個工廠的工作日增加了，生產還是增加的，而且還可以多安排人�！�(邱傳英、孫云鵬《談勞動就業》見《社會科學輯刊》198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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