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B0-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13-0065-02

　　考察馬克思的思想史，可以清晰地看到，馬克思有過一段“哲學信仰”階段。1845年以前，馬克思研究現實問題總是以某種哲學原則為基礎，從哲學原則出發來尋找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案。在1845年下半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決定清算“從前的哲學信仰”。他倆提出：“在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1]526正是從這里開始，馬克思從“哲學”轉向“實證科學”研究[2]48-51。探析馬克思轉變的內在邏輯，有利于理解馬克思哲學革命的實質。

　　一

　　馬克思之所以有此轉變，是自身世界觀思想邏輯演變的結果。在“從前的哲學信仰”階段，馬克思未形成自己的世界觀，主要以他人的哲學原則為基礎來觀察和分析現實。在柏林大學讀書期間，馬克思曾經依據康德和費希特的“理想主義”來建構法哲學體系。后來發現“現有的東西”與“應有的東西”產生“嚴重的障礙”而宣告失敗。馬克思在總結失敗經驗時已經意識到“理想主義”的不足，所以“從理想主義……轉而向現實本身尋求思想”[3]14-15。這一轉變是由于馬克思當時已經轉向黑格爾主義，站在黑格爾哲學這一“世界哲學”的基地上所以能看清自己以前的一些錯誤思想。

　　大學畢業后直至1843年，馬克思都是依據黑格爾的理念論來分析和解決問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這篇文章。在文中，馬克思就從黑格爾的理念論出發去批判普魯士國家和法。在德國，農民自古就常在樹林里砍柴、揀枯枝。林木所有者卻依仗自己在議會中的多數席位，說農民的行為是盜竊。審判時，省議會卻站在林木所有者的立場上。馬克思極力批判，指出按照國家的原則，大小公民一律平等，都應該受到國家的保護。可代表國家意志的法庭卻“脫離常規”，只為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服務，“國家的權威變成了林木所有者的奴仆。”[4]261現在，國家“受到了最大的屈辱”[4]261，所以馬克思認為，符合理念的國家應當駁斥現行的法庭：“你（指現存的國家――引者注）的道路不是我的道路，你的思想不是我的思想！”[4]262馬克思還批判萊茵省的議會在處理私人利益和法的原則的矛盾時做法不當，“從法律上說，省等級會議不僅受權代表私人利益，而且也受權代表全省的利益，同時，不管這兩項任務是多么矛盾，在發生沖突時卻應該毫不猶豫地為了代表全省而犧牲代表特殊利益的任務。”[4]288可是，“結果利益所得票數超過了法的票數”[4]288，這讓馬克思很困惑。所以，當馬克思站在黑格爾哲學基地上分析現實問題時就遇到“第一次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5]31。

　　費爾巴哈的“顛倒”原則解決了馬克思的苦惱：把黑格爾哲學顛倒過來！“為了解決使我苦惱的問題，我寫的第一部著作是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分析”[5]32。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明白：“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他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5]32從這里可以看出，馬克思已經意識到要正確理解法和國家關系必須以現實的物質生活為出發點。

　　1843年至1844年底，馬克思轉向“費爾巴哈派”[6]275后，則依據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思想來分析問題。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依據費爾巴哈的宗教異化思想設想人具有“人的類特性”[1]162，即能進行自由自覺的活動。可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工人們的“勞動不是自愿的勞動，而是被迫的強制勞動。”[1]159所以，工人們喪失了自己的類生活，勞動異化了。為什么勞動異化了？馬克思認為這與私有制有密切的關系，即“私有財產是外化勞動即工人對自然界和對自身的外在關系的產物、結果和必然后果。”[1]166既然私有制與異化勞動有密切的關系，所以私有制會隨著異化勞動的克服而消亡。而共產主義就是揚棄異化，復歸人性的體現，因而共產主義有其合理性與必然性。

　　從1845年下半年開始，馬克思、恩格斯決定“把我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7]593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他倆首先揭示青年黑格爾運動“哲學騙局”[1]512的實質：“德國的批判，直至它最近所做的種種努力，都沒有離開過哲學的基地。”[1]514因為青年黑格爾運動的成員們僅僅為反對“詞句”而斗爭。“既然他們僅僅反對這個世界的詞句，那么他們就絕對不是反對現實的現存的世界。”[1]516在這里，他倆已經流露出對“德國哲學”的批判。其次，他倆更進一步指出，“德國哲學”的特性就是“從人們所說的、所設想的、所想象的東西出發”[1]525。他倆明確指出，要從“從事實際活動的人”[1]525出發，基于對“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研究去解釋世界，以獲得對現存世界的“真正的知識”。

　　馬克思在“從前的哲學信仰”階段，總是依據某種哲學原則來研究現實的問題，以獲得對現實世界的認識。但是，隨著馬克思對現實問題，尤其是對物質利益問題進行研究后，他反思和批判“從前的哲學信仰”，并決定離開“哲學的基地”，轉向“實證科學”研究。

　　二

　　雖然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首次提出“實證科學”，可實證的思想卻不是在那時才產生。研究馬克思“實證”思想的演變歷程，可以發現其同樣受到“從前的哲學信仰”的影響。分析馬克思演變的內在邏輯有利于更好地理解馬克思的革命。 　　在《博士論文》中馬克思曾經批判“實證哲學”流派。該流派產生于19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是德國哲學中的一種宗教神秘主義流派。此流派的代表人物有：安?君特、弗?巴德爾、伊?海?小費希特、后期的謝林和克?海?魏瑟等人。這些人都試圖把哲學從屬于宗教，認為神的啟示是“實證”知識的唯一源泉[3]924。對于這種“實證哲學”所說的“實證”，馬克思持否定態度。馬克思當時信仰黑格爾的理念論，必然否定散布神秘主義的實證哲學。因而他批判“實證哲學只能產生一些這樣的要求和傾向，這些要求和傾向的形式同它們的意義是互相矛盾的。”[3]260

　　在《法的歷史學派的哲學宣言》中馬克思又提到“實證”。馬克思此時期由于受黑格爾哲學的影響，肯定理性的意義，認為一切實際存在的事物都合乎理性。因而他批判胡果的實證的事物不合理性的觀點。“他（指胡果――引者注）根本不想證明，實證的事物是合乎理性的；相反，他力圖證明，實證的事物是不合理性的”[9]230-231。對此，馬克思提出批評：“他不認為實證的事物是合乎理性的事物，但這只是為了不把合乎理性的事物看作實證的事物。”[8]232在此階段，馬克思受黑格爾哲學的影響，強調實際存在的事物就是“實證”的、合乎理性的。

　　轉向“費爾巴哈派”之后，馬克思就經常以費爾巴哈的“實證”方法來研究經濟問題。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把“實證”理解為從實際出發去研究的方法，因而他批判黑格爾思辨哲學的非實證性是“虛假的實證主義”[9]109。他贊揚費爾巴哈對國民經濟學作了“實證的批判”[9]4，肯定費爾巴哈“創立了真正的實在的科學”[9]96。他之所以肯定費爾巴哈的人道主義是“實證的人道主義”，是因為他認為費爾巴哈的人道主義是以人的存在與人的“類本質”相分離這一“實際”出發來研究的理論。在此階段，他還不知道，此“實際”并非客觀現實，而是假設單個人具有“類本質”為前提分析才得出的虛假事實。

　　對經濟學的研究使馬克思對實證的理解有了變化。因為經濟學的對象和性質決定了不能采用虛構的假設去研究現實，而必須以實證研究為基礎。因而，寫作《德意志意識形態》時，他不再從虛構的事實出發去研究，而是從客觀事實出發去研究。他明確指出，“實證科學”立足于對“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進行研究。這里的“實證”相對“思辨”而提出，是以“從事實際活動的人”為基礎，立足于對“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進行實證的研究。居于這種實證方法來研究歷史而形成的“歷史唯物主義”就是“實證科學”。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是從“人們實踐活動”“人們的存在”出發去解釋社會意識的理論。其“歷史唯物主義”不僅是研究人類社會的歷史運動規律，還強調要從人們的存在出發去解釋人們的觀念。正是這種實證研究的思維方式為馬克思新世界觀的誕生，“歷史唯物主義”的確立奠定基礎，從而最終實現哲學革命。

　　綜上所述，馬克思從“哲學”轉向“實證科學”貫穿著一條內在邏輯：自身世界觀未成型之前，以他人的哲學原則為前提來研究現實問題；隨著對現實問題尤其是對政治和經濟問題的研究，他逐漸轉向實證研究。這種轉變意味著馬克思思維方式的轉變，從而為其“歷史唯物主義”新世界觀的確立奠定了基礎，最終實現其哲學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