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B244.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24-0061-02

　　邵雍，北宋理學代表人物之一，其與周敦頤，張載，程頤，程顥并稱為“北宋五子”，五子之中，惟邵雍偏于言數，這讓邵雍格外與眾不同。對數的推演，特別突出地表現在他的歷史哲學當中。本文主要從他的詩歌入手，去探究其歷史哲學思想。

　　一、宇宙歷史年表

　　邵雍依據其先天圖，制定出一個歷史年表，以說明宇宙和人類歷史的演變過程。這個歷史年表，見于《皇極經世》的《觀物篇》。他將時間的歷程化為元、會、運、世四級。

　　邵雍認為日月星辰和元會運世之間是有規律的。而元會運世是其計算方法。一元中有元會運世，一會中有元會運世，一運中有元會運世，一世中同樣有元會運世。接著邵雍提出了更加詳細的計算方法。

　　元之元一，元之會十二，元之運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1]429。

　　他的這種方法，按照一年為十二月，一月為三十日，一日為十二辰，一辰為三十分來計算。他設定一年為一元，一月為一會，一日為一運，一辰為一世。這樣，一年為十二會，一會為三十運，一運為十二世，一世為三十分。《觀物篇》中，邵雍只講到了世之世，據其子邵伯溫解釋：“一元在大化之間猶一年也。自元之元更相變而至辰之元，自元至辰更相變而至辰之辰而后數窮矣。窮則變，變則生，生而不窮也。皇極經世但著一元之數，使人伸而引之，可至于終而復始也。其法皆以十二三十相乘。十二，三十，日月之數也。其消息盈虛之說，不著于書，使人得而求之，蓋藏諸用也。此易所謂天地之數也。”[2]159邵伯溫認為，元會運世是天之象，而日月星辰是地之象，邵雍只講到了天之象（即從元之元講到世之世），但先天圖有天地八象，故地之象“歲月日辰”也應加入推理，直至辰之辰則完成一個周期。而之后又“終而復始”進入另一個循環。邵雍說：“易之數，窮天地終始，或曰：天地亦有終始乎？曰：既有消長豈無終始，天地雖大，是亦形器，乃二物也。”[1]450，宇宙有終始，歷史也一樣。這就是邵雍這個宇宙歷史年表的大致情況。

　　邵雍在其《皇極經世一元吟》中，對自己的這個宇宙歷史年表發表了看法：

　　天地如蓋軫，覆載何高極。日月如磨蟻，往來無休息。

　　上下之歲年，其數難窺測。且以一元言，其理尚可識。

　　一十有二萬，九千余六百，中間三千年，迄今之陳跡，

　　治亂與廢興，著見于方策。吾能一貫之，皆如身所歷[1]546。

　　天地萬物，測之困難，但若以其年表來計，其理便通。邵雍皇極經世中，重點描繪了“中間三千年”的歷史陳跡，將治亂興廢記載于皇極經世中，一以貫之，就像自身經過的一樣。難怪其說人“又謂其能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里時事者焉”[1]422，他自己能將治亂興廢了然于胸，“一貫之”，想來他對自己也是頗為自得。

　　二、歷史演進理論

　　邵雍提出“皇帝王伯”的思想，以進一步地“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里時事”。

　　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歸焉[1]423（《觀物篇》）。

　　三皇尚自然，“以道化民”，民以道歸之，故能無為而天下治。接著，邵雍論述了五帝、三王、五伯崇尚的風氣和治理的特點。五帝崇尚讓（禪讓），“以德教民”，民以德歸之，故能“垂衣裳而天下治”[1]423，三王尚政（正直），“以功勸民”，人民以功歸之，按照正直的態度行事，故而天下太平。五伯尚爭，“以力率民”，民以力歸之，爭斗不斷。五伯以下，則為夷狄。但這里的三皇、五帝、三王、五伯并非特指，而是指以道、德、功、力四種方式治理人民的不具體的各個王朝。邵雍的《擊壤集》中，有對皇帝王伯四種類型的王朝的描述：

　　三皇之世正熙熙，烏鵲之巢俯可窺。當日一般情味切，初春天氣早晨時[1]545。（《三皇吟》）

　　五帝之時似日中，聲明文物正融融。古今世盛無如此，過此其來便不同[1]545。（《五帝》）

　　三王之世正如秋，權重權輕事有由。深谷為陵岸為谷，陵遷谷變不知休[1]545。（《三王》）

　　五伯之時正似冬，雖然三代莫同風。當初管晏權輕重，父子君臣尚且宗[1]428。（《五伯》）

　　邵雍將皇帝王伯比作春夏秋冬，更為形象具體。《觀物篇》中也有類似的描述“三皇之世如春，五伯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如春溫如也，如夏襖如也，如秋凄如也，如冬洌如也。”[1]428

　　由此看來，三皇五帝時的盛況在之后幾乎無法見到。于是有觀點認為“一代不如一代，今不如昔，盛世一去不復返了。邵雍用‘皇’、‘帝’、‘王’、‘伯’的政治退化公式和‘道’、‘德’、‘功’、‘力’的政治思想說明歷史的觀點，不但是退化的，而且是徹頭徹尾的唯心史觀。邵雍的歷史觀反映了趙宋王朝一上來就衰弱不振和中國封建社會走向下坡路時的統治階級的悲觀心情。”[3]筆者認為，這點值得商榷。誠然，北宋王朝內憂外患的處境讓人產生悲觀情緒是有的，但不能據此認定這是一種退化的歷史觀。因為邵雍的皇帝王伯思想是由其宇宙歷史年表“中間三千年”的歷史表現，邵雍的元會運世是一個“終而復始”的循環，有始有終，雖然邵雍認為盛世難再有，但他也有“羲軒堯舜雖難復，湯武桓文尚可循。事既不同時又異，也由天道也由人。”[1]545（《天人吟》），這明顯肯定了人的力量。人力可以改變歷史。雖然他也嘆息時之難，人之難，但也總沒有讓人喪失希望“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浹，民之情始可一變矣。茍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矣。”[1]545而且，他說后五代的伯，如日出前的星星，既然日出前的星星，緊隨其后的北宋王朝呢？可見邵雍自己還是對北宋王朝寄予了一定希望。這也說明他的歷史觀不是退化的，而是循環往復的，歷史的變化是由各種因素決定的，其中在人的因素就是選擇“道”、“德”、“功”、“力”中的哪種治理方式。他在《觀盛化吟》中提到自己所處的北宋王朝： 　　吾曹養拙賴明時，為幸居多寧不知。天下英才中遁跡，人間好景處開眉。

　　生來只慣見豐稔，老去未嘗經亂離。五事歷將前代舉，帝堯而下固無之[1]544。

　　這也許可以理解為身居安樂窩的邵雍明哲保身的做法，但他又稱北宋出現帝堯之后從未有過的情形，雖然其子邵伯溫都覺得“老去未嘗經亂離”不合事實，但這無關宏旨，這也見出了邵雍歷史哲學的矛盾。既制定出一個彌綸宇宙天地的圖式，又提出從元會運世的這一循環圖式中截取出其間三千年，舉出了皇帝王伯的四種王朝形態，四種王朝形態依次更替，至三皇以下，逐漸直至唐末五代，都是一直退化，而其說認為歷史不僅由天道，也由人去決定。肯定人的作用的同時，也將其理論置于難以調和的矛盾中。

　　邵雍有詩《書皇極經世后》：

　　樸散人道立，法始乎羲皇。歲月易遷革，書傳難考詳。

　　二帝啟禪讓，三王正紀綱。五伯仗形勝，七國爭強梁。

　　兩漢驤龍鳳，三分走虎狼。西晉擅風流，群兇來北荒。

　　東晉事清芬，傳馨宋齊梁。逮陳不足算，江表成悲傷。

　　后魏乘晉弊，掃除幾小康。遷洛未甚久，旋聞東西將。

　　北齊舉爝火，后周馳星光。隋能一統之，駕福于巨唐。

　　五代如傳舍，天下徒擾攘。不有真主出，何由奠中央。

　　一萬里區宇，四千年興亡。五百主肇位，七十國開疆。

　　或混同六合，或控制一方。或創業先后，或垂祚短長。

　　或奮于將墜，或奪于已昌。或災興無妄，或福會不祥。

　　或患生藩屏，或難起蕭墻。或病由唇齒，或疾亟膏肓。

　　談笑萌事端，酒食開戰場。情欲之一發，利害之相戕。

　　劇力咨吞噬，無涯罹禍殃。山川才表里，丘壟又荒涼。

　　荊棘除難盡，芝蘭種未芳。龍蛇走平地，玉石碎■崗。

　　善設稱周孔，能齊是老莊。奈何言已病，安得意都忘[1]515-520。

　　這首詩被邵雍書于其哲學著作《皇極經世》之后，在書后品評歷史，指點江山，本就是一種經世之舉。這首詩，作為一種對千古興亡的靜觀，邵雍以其廣闊的歷史視野，將中國三千年來的興亡更替濃縮到一首詩中。也將其皇、帝、王、伯的思想很好的展現出來，以明治亂，見興替。

　　三、社會政治思想

　　政史不分家，歷史和政治思想聯系的緊密，故而談邵雍的歷史哲學，不得不談其社會政治思想。

　　邵雍所處的時代是北宋王朝初期，雖然政局相對穩定，但內憂外患不斷，北方少數民族政權西夏，遼國的威脅，國內也有農民起義，以及黨爭。面對這種狀況，邵雍有自己的主張。他主張一切要權衡輕重。他提出四種君命：正命、受命、改命、攝命。并提倡改革。但他的改革和王安石的改革是不同的，他對王安石的改革并不支持，他主張改革要“權變”，“變從時而便天下之事，不失禮之大經，變從時而順天下之理，不失義之大權者，君子之道也。”[1]453變革要順應天時，順應天理，不失大經，不失大義，應依據實際情況而來權衡利弊，不能一味蠻干。

　　他有“干”字精神，崇尚篤實之風。“天將治則人必尚行”[1]427。他在其《教子吟》中對兒子說“在乎行與不行分”[1]535，也體現了這種務實尚行的作風。

　　邵雍雖然身處安樂窩，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但他對勞苦大眾表示了深深的同情。他的很多詩集，都流露出了這種悲憫情懷“西至昆侖東至海，其間多少不平聲。”[1]491（《題黃河》），“侯門深處還知否，百萬流民在露天。”[1]551

　　以上就是邵雍社會政治思想的一個簡略的概況。他曾作《經世吟》，對北宋寄予了希望。

　　羲軒堯舜，湯武桓文，皇王帝伯，父子君臣。

　　四者之道，理限于秦。降及兩漢，又歷三分。

　　東西（亻叔）擾，南北紛紜。五胡十姓，天紀幾焚。

　　非唐不濟，非宋不存。千示萬世，中原有人[1]565。

　　這體現了他心憂天下的儒者風范。他希望能夠有人站出來，使他所處的朝代回到他所崇尚的美好時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