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新約與民國涉外司法審判制度的變革

國際秩序是指在一定世界格局基礎上形成的國際行為規則和相應的保障機制，通常包括國際規則、國際協議、國際慣例和國家組織等。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列強通過武力脅迫強加給中國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攫取了在華的種種特權，其中尤以領事裁判權危害最烈。正如1929年5月民國外交部致行政院《為辦理廢除不平等條約交涉情形的呈文》中指出：“查中外間所訂條約，內容繁復，綜其不平等之要點，不外片面關稅協定、領事裁判權、租界租借地、內河航行權、陸海軍駐屯權五種。而其中最關重要、足制吾國命脈、損害吾國主權者，則尤在協定稅則與領事裁判權。……領判權一經撤廢，租界之收回即不成問題，其余不平等各點自更迎刃而解矣。”［1］
　　 國際法規定，“主權國家對于本國境內的居民，包括外國人和無國籍人行使屬地最高權，國家能自主地為外國人規定法律權利和義務，外國人必須服從所在國的管轄，遵守所在國的法律命令。”［2］即國家擁有屬地管轄權。清末以來列強在華領事裁判權的設立，顯然是對中國屬地管轄權的粗暴侵害，作為主權國家的政府和民眾對此難以容忍。清政府在《辛丑條約》簽訂之后與各國重訂商約時，即要求列入撤廢領事裁判權條款。如1902年《中英馬凱條約》第12款：“中國深欲整齊本國律例，以期與各西國律例改同一律，英國允愿盡力協助以成此舉，一俟查悉中國律例情形及其審斷辦法，及一切相關事宜皆臻妥善，英國即允棄其治外法權。”1903年的《中美商約》、《中日商約》中也有類似的條款。可見，列強的許諾成為清末政府修律立法的直接動因和催化劑。其后民國北京政府亦在1919年巴黎和會和1921年華盛頓會議上，提交了撤銷外國在華領事裁判權的提案，只是最終未本文由畢業論文網http://www.zqccq.com收集整理能達成目的。
　　 一、中美中英新約：百年雪恥最終實現的標志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伊始，即變被動為主動，采取一系列自主廢約措施。1928年6月15日發布《廢除舊約宣言》，1929年12月28日又發布命令，宣布自1930年1月1日起，“凡僑居中國的外國人民現時享有領事裁判權者，應一律遵守中國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依法頒布法令規章。”［3］52并令行政院、司法院從速擬具實施辦法送交立法院審議，以便公布實施。1931年5月6日又公布《管轄在華外國人實施條例》12條，其主要內容是將所有在華外國人都納入中國法律以及法院管轄之下；為方便在華外國人訴訟，在哈爾濱、上海、漢口、重慶、福州、廣州、昆明等10處地方法院及其所屬高等法院設置專庭，受理外國人為被告的訴訟案件；審理此類案件一律適用中國的現已公布的訴訟程序法。但西方列強對中國政府的上述宣示拒不承認。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國民政府只得于12月29日宣布該條例“緩行”。但國民政府充分利用兩次世界大戰中，我國國際地位上升的有利形勢，抓住一批中外條約年屆期滿的時機展開積極的外交談判，在廢除舊約及外國在華領事裁判權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果。在近代以來通過正式條約取得在華領事裁判權的19個國家中關于近代取得在華領事裁判權的國家總數，由于統計口徑的差別有幾種不同的數據。本文采納民國官方人士論著的19國之說，即英、美、法、挪威、瑞典、俄、德、葡萄牙、荷蘭、丹麥、西班牙、比利時、意大利、奧匈帝國、秘魯、巴西、日本、墨西哥、瑞士，如司法院長居正1942年10月9 日《收回法權之切要》文，見《居正法政文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06頁；中央政治學校教授李光夏《外人在華之法律地位》，國際編譯社1943年9月版第1頁。，先后有德、俄、奧、西班牙、墨西哥五國重訂新約取消領事裁判權，因宣戰廢止日本、意大利領事裁判權。參見：1921年5月20日《中德協約》、1924年5月31日《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1925年10月19 日《中奧通商條約》、1928年12月27日《中西友好通商條約》、1929年10月31日《關于墨西哥放棄領事裁判權換文》。1941年12月9日《國民政府對日宣告立于戰爭地位布告》稱：“日本軍閥夙以征服亞洲，并獨霸太平洋為其國策。數年以來，中國不顧一切犧牲，繼續抗戰，其目的不僅在保衛中國之獨立生存，實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維護國際公法、正義及人類福利與世界和平，此中國政府屢經聲明者也。 中國為酷愛和平之民族，過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戰，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實際之懲創后，終能反省。在此時期，各友邦亦極端忍耐，冀其悔禍，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維持。不料強暴成性之日本，執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諸友邦開釁，擴大其戰爭侵略行動，甘為破壞全人類和平與正義之戎首，逞其侵略無厭之野心。舉凡尊重信義之國家，咸屬忍無可忍。茲特正式對日宣戰，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間之關系者，一律廢止，特此布告。”同日也發布了《國民政府對德意宣告立于戰爭地位布告》。 其他如葡萄牙、挪威、荷蘭、瑞典、瑞士等國則已改訂“完全平等，互尊主權”之新約而暫未生效。
　　 西南政法大學學報曾代偉，樊 釩:中外新約與民國涉外司法審判制度的變革最終在法律上廢止中外不平等條約、撤廢在華領事裁判權的標志性事件，是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新約的訂立。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了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變化。在蘇德戰場上，蘇聯軍民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偉大勝利，逐漸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中國駐印軍和滇西遠征軍取得了緬北滇西反攻戰役的勝利，揭開了亞洲戰場盟軍向日軍反攻的序幕。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已比較明朗的情況下，中、美、英，蘇等國首腦舉行了開羅會議和德黑蘭會議，以協調盟國之間的軍事行動，規劃戰后的世界新秩序。對于中國而言，中外新約的訂立，無疑是分享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融入戰后國際新秩序的開端。
　　 此前，美國國務卿、英國外長分別于1941年5月26日和6月11日照會中國外長，均表示戰后即與中國商討放棄在華各種特權事宜。1942年3月，中國外長宋子文訪美，向美國政府轉達中國希望立即廢除舊約、簽訂新約的迫切要求。10月9日，美英兩國政府同時分別通知中國駐美、英大使，表示愿意盡快廢除在華領事裁判權及其它有關特權。經過三個月的談判，中美、中英就廢除不平等條約和改訂新約問題達成協議。1943年1月11日，《中美關于取消美國在華治外法權及處理有關問題條約》（后簡稱中美新約）、《中英關于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后簡稱中英新約）分別在華盛頓和戰時首都重慶簽字。這標志著“不平等條約百周年的沉痛歷史，改變為不平等條約撤廢的光榮記錄。”［3］中共中央發布《關于慶祝中英中美間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決定》［4］。此后，比利時、巴西、挪威、瑞典、荷蘭、瑞士、丹麥等國紛紛仿效，與中國陸續訂立新約。外國人在華各種特權基本清除。這是當時國際外部形勢與國內的不懈努力共同促成的。 　　 　　 （三）對外國人的管收、羈押、執行權全部由中國法院行使
　　 在新約訂立之前，涉外案件的司法管轄依被告主義原則，凡外國人為被告的司法案件均由其本國領事等官員審理，而判決前的羈押、管收和判決后的執行，均由外國駐華法院執行，中國法院無權干涉。新約訂立后，國民政府145號訓令要求“修建及充實法院監所問題應由主管部專案呈請行政院辦理。”［5］4此前司法行政部1942年9103號呈文已經提出，“收回法權以后，外籍人犯應依法禁押。茲擬每省指定新建一處或二處修建收容外籍已決犯；看守所則擬就外僑較多或交通沖要之處酌加修建以備收容未決犯。”［5］3加緊改造、修建、充實法院監所，以備關押涉外案件人員。司法行政部1943年第716號訓令規定：“民事應管收、刑事應羈押或執行拘禁之外籍人民，應于新監所內劃出一部分房屋分別收容，其無新監所各處，得以適宜之房屋代之。”［5］5同時，判決后的執行也由中國法院辦理，其中包括新約生效后英美在華之法院的判決等。如《中美新約換文》規定：“美利堅合眾國在中國之法院及美利堅合眾國在中國之領事法庭之命令、宣告判決、決定及其他處分，應認為確定案件，于必要時中國官廳應予以執行。”［6］1269
　　 （四）涉外司法變革的輔助措施
　　 1.設置通譯人員
　　 涉外司法管轄權收回之后，一切涉外訴訟案件均由我國法院審理。在法庭審判中，通譯一職凸顯重要性。司法行政部為保障涉外司法審判公正有序地進行，對通譯設置做了專門規定。一是遴選通譯人才。“各省法院設有通譯者甚少，應由該院斟酌情形，就外僑眾多之地設置通譯，遴選通曉外國語文之人（以英文為主），呈請核委，優敘級俸”。二是通譯人員采取多樣化的聘用方式。“學識才能卓越者，并得改為聘任，優其待遇；或與特約臨時擔任通譯事務，酌予報酬”。專兼職通譯人才隊伍的建立，消除了涉外案件審理中法官與外籍當事人之間語言上的障礙。
　　 2.建立涉外案件統計報告制度
　　 在涉外司法權收回之后，國民政府為了能夠更好的管理涉外司法案件，司法行政部在1943年頒布的第716號訓令中專門列了三項有關涉外司法方面亟待解決之事項，其中就涉及案件報告統計的問題。一是造報列冊。“各省法院及縣司法機關受理涉外民刑案件，本部曾頒有報告書格式及《造報規則》，嗣后務須按月依限造報，并應將外國人為原告或被告案件分別列冊以便稽核”。二是疑案呈請。“如在案件進行中也有疑難不能解決之問題，應隨時呈部請示”。通過這兩項制度，隨時掌控涉外案件的發案情況，并指導涉外案件的辦理。
　　 三、涉外司法個案：1946年“沈崇案”剖析關于撤廢領事裁判權后外國人在華法律地位問題，有一個例外情況值得注意，即中美新約訂立后，駐華共同對日作戰的美軍官兵違法問題時有發生。鑒于抗日戰爭正處于關鍵時期，必須采取妥善措施。1942年8月8日，蔣介石應美國駐中緬印派遣軍總司令史迪威將軍函請：若中國地方當局認為美軍官兵有犯罪嫌疑時，“擬請通知駐在地美國憲兵或美軍當局予以逮捕，按照美國軍法裁判”，電軍令部：“應準照辦。” 1943年5月21日，美國駐華代辦艾奇森照會中國外交部，在“對共同敵人作戰存續期內，凡美國海陸軍人員，如或在中國觸犯刑事罪款，應由該軍軍事法庭及軍事當局單獨裁判。”同時也提出：“如中國在美國轄境內駐軍，亦以同樣辦法擔保該中國軍隊有與在華美軍相同之地位。”［3］435-439 1943年10月1日國民政府訓令，為便利共同作戰并依互惠精神，《處理在華美軍人員刑事案件條例》公布施行。“對于美軍人員在中國境內所犯之刑事案件，歸美軍軍事法庭及軍事當局裁判。其處理依本條例之規定。”（第1條）并規定“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其有效期至共同作戰結束后滿六個月為止。”（第7條）在當時戰時環境下，此項條例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抗日戰爭的大局。
　　 但抗戰勝利后發生的北平“沈崇事件”1946年12月24日，北京大學先修班女生沈崇被美國駐北平海軍陸戰隊士兵皮爾遜等2人強奸。案發后，北平警方與美軍當局通過聯合調查，案犯交由美軍方拘押和審判。此案經過漫長的審理，最終以案犯無罪釋放不了了之。，依據此項條例進行審理，并引發一場席卷全國的反美政治運動。這對于國民政府而言，無疑是一場出乎意料的嚴重政治災難。1946年12月24日，北京大學先修班女生沈崇被美國駐北平海軍陸戰隊士兵皮爾遜等2人強奸。案發后，北平警方與美軍當局通過聯合調查，案犯交由美軍方拘押和審判。按照《處理在華美軍人員刑事案件條例》，似乎是順理成章。但就該條例的效力而言，日本已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到1946年底案件發生時，對日“共同作戰”狀態已經結束，條例規定的“作戰結束后滿六個月”的有效期亦已超期。但政府當局鑒于尚有大量戰爭善后事務，諸如日本軍人和日僑遣返、戰犯處理、戰爭索賠和對日和約交涉等，必須得到美國為首的盟國支持和協助，故默認該條例仍然有效，將此案管轄權拱手讓給美軍當局，最終致使罪犯逍遙法外，受難同胞被迫忍受傷害和屈辱。實際上，當時中國官方從未對美軍事當局對此案的管轄權提出質疑，只有沈崇父親及部分媒體呼吁由中國法院審理。1947年1月22日，美軍法庭審判長宣布，皮爾遜應判為強奸已遂罪。3月3日，美陸戰隊新聞處宣布，陸戰隊第一師司令何華德已核準軍事法庭的判決，判處皮爾遜徒刑15年，開除海軍軍籍，其幫兇判監禁勞役10個月。而8月11日，美國海軍部長卻正式宣布，該案證據不足，原判決無效并恢復皮爾遜職務。8月26日，中國外交部就此向美國大使館提出抗議。在此過程中，事件迅速引發全國性的學潮和社會各界抗議美軍暴行的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