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州商幫、幫會行規在民間法與國家法博弈中所起的作用

　　塞繆爾·威利斯頓在其關于合同法的論著——多年來是這一領域內的領先著作——連篇累牘地論述了合同法所產生的那些問題。然而，所有這些學問在商務領域中是否很重要？在一篇經典文章中，威爾斯頓探討了商人行為。許多商人被發現試圖（傾向于、易于）回避或躲避正式的合同法或合同原則。特別是避免起訴雙方，即使根據法律他們有“很充足的理由”。其原因也不復雜。商人之間是相互依賴的；他們生活在有連續性的關系網之中。一個制造商會從同一個生意人那里年復一年地購進紙張、回形針/夾、鋼筆和辦公用品。動輒訴諸法庭，或過分地爭辯，或固守抽象的“權利”都是分裂性的行為，會導致有價值的種種關系破裂。而且，商人也習慣性地遵守自己的那套規范、規矩、榮譽和公正的觀念。這些東西比法律人士的正式規范更公平，更復雜。不提西方現代社會，商人也習慣性地遵守自己的那套規范、規矩、榮譽和公正的觀念在國內社會也客觀存在。僅以筆者家鄉明末一直到解放初期延續存在的赫赫有名的黃州商幫為例，其中就蘊含著不少民問風俗和行會規約。
　　在那個遙遠的時代，在外經商的黃州人（含清黃州府所轄黃岡、黃安、黃梅、蘄州、蘄水、羅田、廣濟、麻城等地），統稱為黃州幫，簡本文由畢業論文網http://www.zqccq.com收集整理稱黃幫。根據國內學者考證，明末清初，黃州商幫曾隨同“江漢幫”來貴州省清水江經商，這是來自安徽、江西、陜西的商幫（號稱“三幫”）和來自湖南的常德、德山、河佛、洪江、托口的商幫（號稱“五勷”）之后第二批來到云貴高原經商的外地商隊。這些溯長江、沅江而來的外省客商通稱“下河水客”，他們到達錦屏后，與號稱“上河山客”的當地的少數民族商人交易。木材市場的繁榮使得山林的市場價值體現了出來，從而刺激了山林交易，產生了大量山林買賣和租佃契約，這些重要的契約被民間法學者稱之為“錦屏文書”。在鼎盛時期，黃州商幫更是以棉花、土布、曬煙、藥材、黃絲、山貨等農副土特產品購銷經營活動曾名揚川陜。
　　為了團結同鄉，互幫互助，更好地開展商業經濟活動，黃州幫在全國各地建有會館。“尤其在漢水流域的縣城、市鎮更是廣泛分布”。襄陽拾穗者民問文化工作群的李秀樺告訴記者，漢水流域至今還有這樣的民間說法：雞不叫，狗不咬，半夜團年是黃州佬（黃幫人又被稱為黃州佬）。原來按黃州人舊俗，大年三十不興串門，都在半夜團年，全家吃過年夜飯之后，要圍著一棵燃燒的大樹根“熬百歲”，熬得越晚，黃州佬越老。可見即使遷入外地生活的黃州人依然保持家鄉習俗。黃幫商人不僅家鄉觀念濃重，而且同鄉情誼敦厚。對于黃幫人，發了財的，死后要將尸體運回故土安葬；家境貧寒的，則由同鄉會購買義地就地埋葬。據記載，黃州會館當時有義地八畝，供安葬同鄉之用。李秀樺說他2014年五月在友誼街施工現場看到了挖掘出來的黃州義地石碑。
　　黃幫雖然從地域范圍上涉及黃岡（含現在的黃州區、團風縣和武漢市新洲區）、黃安（即現在的紅安）、黃梅（含現在的龍感湖）、蘄州（即現在的蘄春）、蘄水（即現在的浠水）、羅田、廣濟（即現在的武穴）、麻城等八縣，但其實力派，只有黃安、麻城、黃岡三縣。這三縣有一個地方性的同鄉會式的小組織，名叫“帝主宮”，是三縣商人聯合創辦的。據說當時曾有黃安籍商人提出不同看法，認為同行是冤家，不必要成立此機構，但是麻城人還是首先在漢口建立了帝主宮（遺址在現在的漢口漢正街附近），即為此后的黃州幫。麻城商人首創“帝主宮”是依照其本地風俗習慣所創辦的。明清時期，麻城境內道教盛行，縣城西北五腦山是其活動中心，山上建有帝主廟，當地民眾敬奉信仰廟中帝主菩薩。黃州幫內以麻城人人數最多，黃安縣和黃岡縣人數次之，此三縣尤其是黃安縣和麻城縣人形成黃商的主體，另有蘄州、蘄水、廣濟、黃梅、羅田五縣商人紛紛加入，形成了規模較大的商業經濟勢力。后來黃州幫中的黃安籍資本家先后在沙市、襄陽、老河口、重慶、宜昌、隕陽、陜西等地設立帝主宮，并擔任值年，即負責人。對此，黃幫棉商謙益豐經理鮑殿臣也回憶道：“因黃幫商人販運貨物分赴長江、漢水流域各埠銷售，為了保護同鄉的商業興旺團結，最先以麻城商人為主，在漢口郭家巷設立帝主宮，以迷信宗教方式供奉帝主菩薩。接著在沙市、宜昌、萬縣、重慶、襄樊、老河口等凡三縣商人較為集中之處，也建有帝主宮，作為三縣商人集會的聯絡點。帝主宮的經費來源是：一靠巨商捐助；二靠從商盈利中提成。組織方式是有巨商每年輪流推選‘值年’。所謂‘值年’，即為帝主宮的實際負責人。因時局不斷變化，值年因人事關系，逐步趨于固定。如漢口的楊顯卿，沙市的程錦山，重慶的吳小庭等，都曾長期為各地帝主宮‘值年’。每年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做財神會，各埠商人集聚帝主宮，喝會酒，演會戲，以聯絡感情，共慶生意興隆。富商巨賈出于市場競爭，有意借助同鄉會（帝主宮）的力量，抬高身份，壓倒對手；若本幫同仁遇難，或翻船，或遭劫，或遭官司等，商幫‘值年’出面予以救濟。辛亥革命后，各地商會成立，會員由各幫推出一位‘幫董’，作為一幫的代表。如漢口商會由駐漢十三幫董組成，其中黃幫帝主宮值年楊顯卿，便是長期代表黃州府旅漢商人的總代表。” 　　 　　黃州商幫為維護同鄉或同行的商業利益和經濟地位，制定有嚴明的行會規約。據蔡寄鷗（紅安人）《四十年聞見錄》記載：“凡經商營生者，與生產上絕對無關，人皆謂之江湖。大抵江湖事業，幫口極嚴，而又富于冒險而耐久之性也。”“黃州土布大批打捆運往漢口、沙市、宜昌、老河口等公所之后，商人肩馱布梱，手持竹尺，懷藏剪刀，奔走千里之外，湘、云、貴、川、陜皆有，適其異域，以度流浪之生涯。綜計執此業者，不下數萬人。雖不滿載而歸，亦足以糊其口也。一出鄂境，初數十人為一群，逾深遠逾散開。任至何地，必從江湖隱語作同人之問答，個中人謂之打局子。例如稱不同幫的人，謂之雜毛格；自稱則為之令大爺。稱數目宇：一謂之伢；二謂之兩；三謂之川；四謂之蘇；五謂之甩；六謂之掄；七謂之皂；八謂之廠；九謂之勾；百錢謂之則圓；千錢謂之索圓；女人謂之牛；俏皮女人，謂之掣牛；女人之夫謂之蓋老點；壞人謂之篡點；說話謂之綁林；說壞話謂之御篡林；不許多說話謂之念綁；無錢謂之割念圓；婦人操淫者謂之賽熱格；食油謂之滑老；食鹽謂之蒿老；肉為膩格等等。大抵每有一物，必有別名；每有一動作，必有一隱語。凡屬同幫之人，必先行學習，而后能共同操業。若個中隱語為外人知之者，則重新更改矣。至于本幫因經營所涉與外幫及官方發生往來時，均按行規行事，任何人不得違規”。
　　而其中最為有名的黃幫棉花號，多數為私人資本。各字號老板各定一套號規：第一條不準帶家屬；第二條不準在外面過夜；第三條收學徒時要有合格的保人……號規不能違反，否則就要受到處罰。
　　對于明清時代開始出現的這種會館和商幫，民間法學者梁治平曾有精辟論斷。他認為，會館乃是建立在異地的同鄉組織，其主要功能是聯絡鄉情，兼營善舉。會館亦稱公所，皆有自己的館所以為居住、集會和日常各種活動之用。會館的類型依其性質可分為兩種，一種是為同鄉士紳官宦提供往來便利的行館、試館，系由公眾籌捐，各省公立；另一種則是商人或商幫組織的會館，即所謂貨行會館，系由私人合資。黃州會館就屬于后者。這種貨行會館，它們更主要的功能是管理和調節行內生產或經營上的各個環節，如生產組織的形式和規模、原料的獲得和分配、產品的數量和品質、業務的承接、銷售的范圍、度量衡的標準、貨物的價格、結賬的日期，以及同行之人的行為、福利和相互關系，等等。由于工商活動中關系的復雜性和利益的多樣性，也由于相近行業之問的競爭，各工商行會的行規自然也都細致、具體和相對完備，其對違反行規者的處罰，從罰錢、罰戲、罰酒席，直到逐出本行。
　　上面講黃州會館組織時提到黃州商幫，實際上，“幫”也是行會上通用的一種名稱，梁治平認為，在很多情況下，“幫”被用來指無須某種專門訓練，單純從事體力勞動的職業組織，如挑夫、河工、碼頭工中的組織。對此，筆者有不同認識，以黃州商幫為例，其經營商品具有強烈的地方性。清朝、民國時期，本地域農副產品和家庭手工業產品較著名者有棉花、黃絲、土布、茶葉、藥材、曬煙等。各地商人將其收購，運往團風、陽邏、倉埠沿江碼頭，裝船出口，到所設黃州商幫會所之商埠分銷。時問一長，這部分人就從農業中分離出來。他們以本地物產為主貨，以團風、陽邏等埠為窗口，依托長江黃金水道，專門從事購銷販運經營活動，顯現產、供、銷一條龍產業化經營的特色。在這條產業鏈條上，走鄉串戶者稱之為“販子”，如花販子、布販子、煙葉販子等；駐團風、陽邏埠頭收購調運者，稱之為行莊老板，他們是黃州商幫中的坐賈；商品販運到外埠，有外埠黃幫本行分銷者，則稱之為黃州商幫中的行商，亦稱“水客”。此三者為黃州商幫的骨干。這些人并非簡單的體力勞動，沒有長年累月的江湖經驗和行會培訓，是無法勝任這樣的角色的！
　　梁治平在《中國法律史上的民間法》一文中認為，明清會館組織時提到的商幫，實際上，“幫”也是行會上通用的一種名稱。“幫”往往與社會下層組織有關，也是在這樣的意義上，“幫”轉義而指以社會下層人士為主要分子的秘密組織，因有“幫會”一詞。如“青幫”最初只是漕運水手行幫中的一個組織，后則憑借其組織嚴密等優勢而逐漸成為一種壟斷勢力。19世紀中葉，漕運制度被取消，水手行幫亦隨之瓦解，但是“青幫”依然延續下來，它重新找到自己的生存空問，并與其他幫會勢力相結合，形成了著名的“青紅幫”。對此，筆者覺得這只是個例而已。黃州商幫最終就沒有演變為任何幫派。而在家鄉黃岡境內的一大幫會——洪門漢留，其形成、發展、組織和活動等，則是與17世紀中葉之后在民問活躍的反清復明勢力有關，與黃州商幫沒有太大的關系。只不過對于商幫的那一套行規，身處同一時代的幫會人士相當熟悉。以黃幫中的“黃絲客商”說事，盡管歷史文獻記載殘缺。但是筆者卻從《漆先庭傳》中發現了一段故事，足以讓后來人了解當時的一些情況。1925年左右，蠶繭上市了，做大買賣的“黃絲”客商紛紛進山，年少時“挑過腳”、學過手藝、熟悉江湖規則的漆先庭看到灣里鄉鄰個個青黃不接，便帶著3個常住身邊轉的窮哥們出去碰運氣。到了羅田三里畈，他鉆進賭場觀察，發現一個莊家轉眼間進賬不少，便知此人跟自己一樣，在洪門漢留會練過。漆先庭待莊家再次將筒子蓋住銅錢時，眼疾手快地用一只大手將筒子罩住，說道：“上面是個‘麻’，中問是個‘麻’，下面還是個‘麻’！”那做“皇帝”的莊家聽此江湖行話，朝漆先庭看一眼，吃了一驚，因為這樣的話，是此行中一方首領對另一方首領說的行話、莊家知道此人來頭不小，立即起身對助手說：“你來代我，我出去陪陪這位客人。”于是恭敬地叫上漆先庭和在一旁等候的窮哥們去喝茶吃點心，并再三請四人到家里住幾天再走。漆先庭說：“住不住以后再說，這次進山來是去羅田，再到英山，放些錢出去，準備收黃絲。”“黃絲”客，這可是大老板呀！對方以為十分榮幸地碰上貴人了，邀請他再來一定到家里去做客，并把自己姓名住址全告訴了漆先庭，最后還按江湖規矩掏出60塊銀元作“茶錢”，恭敬地遞給漆先庭說：“一點小意思，您就帶著在路上喝茶吧。”回去后，漆先庭將60塊銀元分給同行和窮鄉親們養家度荒。此舉讓隨行的窮哥們對漆先庭欽佩不已。通讀《漆先庭傳》，漆先庭前半生經歷豐富，早年練過八年武藝、十四五歲時又和父親一起去“挑腳”（即挑著本地生產的煙葉、茅柴等山里特產，送到幾十公里外的地方，再從這些地方挑回萊餅、雜貨等生產資料。有時候是挑自家的，更多的時候是替人家挑，以賺取力資），22歲又離家賣手藝、28歲與洪門漢留會“玩圈子”，學過玩銅錢賭博、占卜、扶乩等“把戲”以劫富濟貧。 　　

　　梁治平在《中國法律史上的民問法》一文中還認為，清代著名的幫會，除上面提到的“青幫”和后來的“青紅幫”外，還有“天地會”“哥老會”“小刀會”以及可以名為“丐幫”的各種組織。這些幫會往往支派蔓延，會眾繁多，聯結數省，聲勢浩大，因此成為官府防范、限制乃至取締和鎮壓的對象。對此，筆者對照了家鄉的洪門漢留，發覺這一論斷顯得有些武斷部分。因為有時候幫會還是官府和反對勢力競相爭取的對象。如1926日，蔣介石利用黃金榮、杜月笙的青紅幫鎮壓共產黨領導的上海工人運動。1930年，湖北綏靖公署主任何成浚效法蔣介石的辦法，把張嘯林的得意門生棲霞山、太華山寨主楊慶山封為少將，充當反共打手。這些幫會勢力在官府的利用下，對處于在野狀態下的反政府的共產黨制作了很多麻煩，也讓共產黨認識到了爭取幫會的重要性。
　　抗戰時期，國共雙方在湖北黃岡境內展開了一場針對洪門漢留的較量。早在抗戰初期，黃岡的洪門漢留組織多達70多個，信徒約20萬之眾，如紫金山、民國山、大紅山、回蒙山、景堡山等漢留組織都具有相當的規模，這些漢留組織有的是占山為王的土匪，有的為國民黨頑固派所利用，有的盲目性抗日，五花八門。
　　國民黨頑固派利用洪門漢留會組織與共產黨爭取信徒，陸續將紫金山、大紅山、景堡山等重要的漢留山頭控制在自己手中。共產黨一方面改造爭取為國民黨利用的漢留組織，如新洲（當時屬于黃岡管轄）向華山，這個山頭的漢留組織一開始是國民黨所掌握，后來內部矛盾趨于分裂，共產黨就派熟悉此行道的楊子寬去做思想工作爭取過來，改造收納了100多人的土匪隊伍。一方面，接受發展抗日的漢留組織。先是通過懂江湖的劉天元搞了一個復興山漢留，爭取民眾入會，但擴張速度和勢力還遠不如“紫金山”，更不能達到瓦解“紫金山”等其他山頭的目的。1939年5月上旬，黨組織決定讓前文提到的非常接地氣的本地傳奇人物漆先庭組建山頭，與國民黨拼人氣！漆先庭經慎重考慮，選擇故鄉賈廟頗有名氣的泉華山作為新的山頭，更“泉”為“全”，定名為“全華山”，意為團結全中華的山頭，自任全華山的“雙龍頭大爺”。組織形式與傳統“漢留”大體一致，“雙龍頭大爺”即領頭寨主，順次排圣香老二、當家三兄、金花四蛆（女）、紅旗五哥、心腹六弟、花七妹（女）、八賢王、江口老幺，一色穿著長袍，與眾人歃血為盟，在山上舉起抗日的杏黃大旗。全華山漢留組織每發展一批人叫“收堂子”，發展儀式是“砍香”，喝“血酒”，砍香誓詞是“中華全華山，民國仁義堂，統一三江水，結義一爐香”，喝血酒誓詞是“全華山上把香燒，仁義堂前聚英豪，統一抗日齊努力，得到解放自然高”。根據地方黨史辦同志整理回憶，1939年5月11日，“全華山漢留”在附近的杜皮鐵冶東山寺大廳“開堂”。晚飯過后，會場布置完畢。當時大廳一尊錦披失色、玉體塵封的觀世音菩薩面前，高掛著一幅關老爺夜讀《春秋》的畫像。大廳上方墻上懸掛有紅布黑字的“忠義堂”條幅，條幅下搭1個小臺子，放上1張大圓椅，其他桌椅依次排列在大廳兩邊。神龕上設3層紅燭，外層3盞，中層8盞，內層21盞，意思是把“洪”子拆開為“三八廿一”。佛案上有1只盛水的銅盆和3炷神香，地上縛著1只雄雞，放了1把閃亮的萊刀。為了增加神秘氣氛，開堂時間選定子夜午時。晚12時一到，領頭會眾《當時主要是青壯年農民和青年學生）共30多人和廟里1名和尚、附近1名道士在其助手熊發季的引導下分立神龕兩側。然后，熊發季大聲宣布：“全華山開堂砍香，現在開始！”隨后，快50歲的漆先庭在助手袁星瞿的攙扶下，登上臺子，坐上大圓椅，抑揚頓挫地誦讀開光詞：“天皇皇，地皇皇，弟子站在忠義堂。站在香堂無別事，志心皈依開神光。開光莫開燈火光，燈內油少不久長。開光要開日月光，日月團圓照四方。開頭光，頭戴金盔高高揚。開眉光，眉分八彩似帝王。開耳光，耳聽鐘鼓響叮當。開鼻光，鼻子聞得桂花香。開口光，金杯玉盞美昧嘗。開胸光，胸中韜略志高強。開腸光，腹中文才過斗量。開過光來拈過香，好似丹鳳出朝陽。自從今日開光后，保你弟子得安康。”接著，袁星瞿宣布“全華山”的宗旨、組織系列和各項規章制度。熊發季帶領會員下跪宣誓：“八幫自心情愿，甘受約束，誓守幫規。”誓畢，漆先庭一步上前，一手擒雄雞，一手執菜刀，手起刀落，一股鮮紅的雞血從顫動的雞脖子噴射出來，滴進佛案上一字兒排開且事先均盛了大半碗白酒的數十個大碗里。漆先庭下令：“喝酒”。每人端上一大碗雄雞血酒，把碗舉過頭頂，左右一擺，一飲而盡。隨后，漆先庭下令：“砍香”。他一刀將手中的1支香斬為2段，會員依樣進行，有刀的用刀砍，沒刀的用手折，表示如違背“全華山”規矩，就像手里香一樣，被砍為2段。最后，袁星瞿、熊發季與東山寺啟林學校的林少儒等齊聚大廳中央，帶頭高呼：“漆大爺！”30多名“漢留”兄弟一齊高呼：“漆大爺！”由此，漆先庭當上了“全華山”寨主——雙龍頭大爺！
　　就像如今的新浪微博大V漲粉絲一樣，全華山要發展，漆先庭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抓住關鍵人，基于對占卜、扶乩之類的旁門左道的共同興趣愛好，漆先庭將“天恩先生”方亞杰領導的同善社（系從“先天道”分化出來的一種會道門組織）成員全部歸并到“全華山”里。這也是全華山開堂后最大規模的一次吸收會眾。因原同善社幾十個成員中有地方開明士紳、醫生、教師、商人、說鼓書的藝人和綠林豪杰，加入全華山后，使得后者更有生氣、更加興旺，令黃岡各方人士刮目相看。“全華山”要發展，漆先庭還對原洪門漢留會的幫規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1.凡參加“全華山”的兄弟每人發放一個“寶扎”（即“全華山”漢流證件，由圈內人大崎地區著名扎匠林寶庭制作）。傳統“漢留”的“寶”是用紅綾子制成，“全華山”的“寶”則是用黃綾子制成，以示與傳統“漢留”相區別。“寶”寬約10厘米，長約25厘米，版面內容為：上方是山堂名稱“全華山”三字，第二行為“寨主漆先庭”。以下依次為總口號、內口號、外口號。總口號為“擁護中央政府，實行一致抗日”，內口號為“團結抗日”，外口號為“爭取勝利”。并規定堂規、堂語為“中華全華山，民國仁義堂，統一三江水，結義一爐香”和“全華山上把香燒，仁義堂前聚英豪，統一抗日齊努力，得到解放自然高”、“吃力扒外罪非小，勾引敵寇難恕饒”。最下一欄四角分別為恩兄、承兄、保舉、引進四大拜兄的名字，中問位置是持“寶”人所在“堂口”和所列位次。所有文字為黑墨小楷，正中央蓋有7厘米見方的朱紅色“漆先庭印”。

　　 　　2.原《海底》規定，加八“漢留”的人“身價不清各自走，己事不明早回頭。王八戲子吹鼓手，剃頭修腳下九流，要想參加不能夠，除非二世把胎投。哪怕金銀堆北斗，即使有錢也不收。”“全華山漢留”則允許“下九流”的社會人士參加，規定只要是宣揚“團結抗日”“一致抗日”和凡是愿為抗日做出貢獻的，無論什么地位的人都可加入，與其他成員享有同等待遇，不受任何歧視。但對共產黨員則有嚴格的規定，除漆先庭。劉天元等受黨組織指派的領頭外，其他共產黨員都不得加入。
　　3.20世紀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各幫會要求新加入“漢留”的會眾每人交納4至8塊銀元作底金；排位為大哥、三哥者則要捐款，作為幫會的活動經費；每人每年繳納一定的份金，以作聚餐費用。所收經費除放在銀行、錢莊生息外，還在經商的幫會成員中措股，營商分紅，使幫會經費增值。“全華山漢留”則倡導“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發“寶”給窮苦平民，分文不取。但那些豪紳地主要想加入，要交幾十、幾百甚至上千塊銀元。消息在大崎山及周邊地區傳開后，窮人親拉親，鄰串鄰，紛紛要求加入“全華山”；一些富豪士紳為保全生命財產，愿出錢找依靠，也要進“全華山”。如果哪個富戶人家沒有“寶”，既不安心，也沒有面子。就這樣，“全華山”會眾中富人多了，其會費總量非常可觀。而漢留會每十人中的老大即“小大爺”趁勢扛起“漆大爺”的牌子，到處“開堂子”。原“紫金山”成員見勢不妙，也紛紛“換帽子”、“移山頭”，加入“全華山”。不到4個月，發放“寶扎”3萬多張。其會員后來達到8萬余人，除黃岡以外，有陽新、大冶、黃陂、成寧、漢口等地群眾參與，到解放戰爭時期，其會員更是發展到數十萬人，遍布以鄂東為中心，上至武漢，下至南京大江南北的滾高迭地區，成為所有山頭中最赫赫有名的一個，以致于當時麻城、羅田、浠水和黃岡等縣民謠中唱道：“全華山，往里鉆；紫金山，莫沾邊。”一舉擠垮并吞并了國民黨鄂東調查室專員夏南山聯合地方士紳操縱的紫金山、大紅山、景堡山等組織。
　　在電視劇《彭雪楓》中也有一個讓人耳熟能詳的故事情節，為擺脫經濟困境，彭雪楓率新四軍游擊支隊進軍淮上，遇到擁有數萬會員的當地紅槍會的阻攔，雙方幾乎發生沖突，彭雪楓后來從一本名叫《家里》的道門書籍中潛心研究了一下紅槍會的行規，之后單刀赴會去見紅槍會的高大當家，一見面就用道上的手勢和暗語與之交流，讓高大當家對這位新四軍首長心生敬佩，當即通知各分會給新四軍沿途通行提供便利。
　　當然，抗日時期，黃州幫會、商會也曾對國共雙方的力量對比共同發揮過作用，最明顯的例子體現在對國共雙方征稅活動的影響。1940年春，國民政府鄂東稅務局主任邱云峰帶著一班人到新洲汪集孔埠征糧納稅。這里是共產黨控制下農會山漢留大爺邱國卿的地盤，邱云峰知道他的部眾很厲害，到了他的地盤，不敢貿然行事。于是，以邱姓長輩的身份，在孔埠邱氏祠堂約見邱國卿，希望給予關照。邱國卿心想，你這是送貨上門，表面滿口應承。當天晚上，邱國卿帶著漢留人員組成的游擊隊，包圍邱氏祠堂，強迫邱云峰交出稅票和印章。他自己搖身一變，成了國民黨政府的稅收人員，帶領隊員找富戶征糧納稅，并及時將糧、款押送給共產黨黃岡縣委民運部長漆先庭查收。在這個事件中，洪門漢留會對國民黨的征稅活動及其稅收管理秩序造成了極大的破壞。而1942年下半年至1944年仲夏，共產黨鄂東貿易總局成立，下設5個分局，其中第二分局管轄范圍為團風及其周圍的西河、鷂子湖、黃土崗、鐵鋪、大埠街、辛沖、挖溝等，局長袁星瞿原是“全華山”漢留會的“二哥”，是漆先庭的得力助手。另外總局下還專門設立針對日商經營的煙葉、牛皮、絲麻等土特產品稅種的特稅局，局長是李仲華（注：原為復興山老幺）。因日商經營地點大都在團風鎮，拿下團風鎮對全黃岡縣的稅收影響極大。應袁星瞿、李仲華請求，漆先庭與時任黃岡縣公安局長的劉天元（注：前文提及，原為復興山龍頭大爺）反復協商，決定由公安局配合稅警隊（注：從1940年8月起，當時成立的共產黨黃岡縣稅務局即配備20多人的手槍隊協助征稅），堅決攻下團風鎮這塊“硬骨頭”。經過反復較量，采取游擊戰的方式劫船劫車劫貨劫持人質，迫使團風日商不得不按黃州商幫（注：當時中國人開辦的團風鎮商會也屬于這一系列）的規矩，多次托團風鎮商會會長胡六記邀團風鎮的幾名頭面人物，出面找特稅所表示愿意談判交稅。特稅局當時也提出三條意見：（1）裕隆煙葉組合、福利和三菱三家洋行都實行定稅，每家每年9萬元；（2）稅款只收豫鄂邊區建設銀行發行的“邊幣”，或者折交制定的物資；（3）稅款每年年底前必須交情，不得拖欠分文。有時候，涉及到一般人質釋放的事情，還需要團風商會這一中間人承諾為人質取保；為日商稅款擔保，滿足這些條件，如果一時籌措不到資金，只有團風商會到場才可將繳稅期限放寬到2個月。涉及到日商自己作為人質要求釋放的事情，還需要保證交稅、繳納罰款才肯放人。在這一系列事件中，黃州商幫、幫會共同發揮作用，對于共產黨能從重兵保衛下的團風鎮日商手中征稅發揮了官方組織所無法取代的作用，這也是在抗戰時期，無論是國民黨被打壓得殘缺不全的國家法，還是日寇強勢推行的大東亞共榮圈，都無法將商幫、幫會勢力滋生的民間法土壤完全鏟除的一個歷史鑒證！
　　對筆者介紹的一套商幫和幫會行規，梁治平教授大體上是將其納八民問法范疇予以研究，對明清時期的貨行會館和地方商幫、“青幫”的“三祖訓誡”“十大幫規”“十禁”“十戒”“十要”“家法十條”及相應制度、洪門漢留法規中所謂的“十條三要”“五倫”“六條”“八德”“九章”“十禁”“十款”“十要”以及刑法例書，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謝暉教授也基本上是將其納八秘密會社的民間規則加以研究。但學術界對此還是有不同看法，如學者馬小紅提出，用“民問法”的概念將中國古代幫會組織中的幫規也視為“法”，不僅是犯了歷史常識性的錯誤，而且抹殺了“法”在人們觀念中一向應該具有的正當性和法所應具有的本質特征。其對中國傳統法的研究將會起到誤導的作用。對此，我結合前文的分析，認為馬教授的上述觀點有些武斷。從一部斗爭史來看，共產黨在與國民黨爭奪大陸統治權的初期，正是不重視商幫和幫會行規的學習，才一度在國家法和民間法的雙重夾擊之下被邊緣化，只有在其重視民間法的學習的時候，它的統一戰線才真正發揮了作用，從而在與國民黨政權語境下的國家法的博弈中逐漸轉敗為勝！
　　由此可見，不管是黃州商幫的江湖隱語和號規，還是“青幫”、洪門的幫規，抑或是紅槍會的手勢等等。這些組織及其制度安排雖然不為官府所承認，但卻構成了民問社會秩序一個相當重要的方面，不僅為民間法研究者所關注，對于共產黨宣傳統戰政策、運用民間法與國民黨的國家法博弈中也發揮過積極意義。
　　當然，黃州商幫、幫會行規留給后世的也有一些消極因素，一是時至今日，本地生意能夠打開局面的富商基本上同時又有或多或少的黑社會背景，這或許還是受了已經消失半個多世紀的黃州商幫和本土洪門幫會兩種文化各自相對獨立卻又彼此交叉滲透的不良影響；二是本地商人顧念同窗故里的情義相對濃厚，講求在功成名就之時能夠回報家鄉，造福桑梓，以此作為人生價值的終極實現方式，以致于很容易被地方的招商大員坑蒙拐騙。這與黃州商幫中除了子承父業之外還利用封建的裙帶關系將事業交給外甥、女婿打理，將自己的財富讓家鄉人民沾沾光以及本土洪門幫會中重視拉攏老鄉、同學等關系的模式無疑具有某種時空上的承繼關系。但是種種消極因素并不能否定我們將秘密會社的民問規則作為民問法的一個子科目加以研究的學術價值！
　　綜上，這些古老的接頭暗語、手勢套路規矩和不成文規則所組成的行會規約，看似毫無用處，實則很有研究價值，統治階級用得好，它能夠對國家法發揮補充和調節功能，使得各種社會關系處于相對穩定的狀態，對于商業社會秩序和族群人際關系具有維系作用；統治階級用得不好，它可以被在野黨所利用，對國家法構成潛在威脅，并最終成為整體顛覆國家法的一支生力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