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金融中心研究文獻略談
論文摘要：國內外金融中心研究文獻綜述
論文關鍵詞：國內外,金融中心,研究,文獻,綜述
國內外金融中心的研究文獻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在90余年間的歷史過程中，各學者圍繞金融中心的各方面的理論與實踐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其文獻按研究內容大致可以分為如下幾個方面：
(一)關于金融中心形成理論的研究
金融中心問題是介于金融學和城市經濟學之間的邊緣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經濟學家就顯示出對金融中心的研究興趣。早期的金融中心形成理論是建立在自然選擇理論基礎之上的。Powell(1915)就詳細描述了倫敦相互獨立的銀行集聚過程,并提出了“自然選擇”和“適者生存”。克拉克（C.G.Clark）、庫茲涅茨（S.S.Kuzenets）和霍夫曼（W.G.Hoffmann）等人通過大量統計分析得出金融中心是適應經濟發展與經濟結調整的必然產物。楊小凱（1991）建立了一個關于城市化和分工演進之間關系的一般均衡模型，模型顯示，“如果所有居民都集中在一個很小的地方形成一個城市，那么，由于交易距離的縮短，交易效率會大大提高，從而分工水平和生產力水平也會大大提高。”Thrift（1994)從制度經濟學的“路徑依賴”有效地解釋了為何金融企業向金融中心聚集，以及為何一個城市能長久地在區域內維持優勢。根據路徑依賴較好地解釋了自然選擇理論，金融產業傾向于向有成功經驗，以及有較好的金融發展水平的地區聚集。
隨著規模經濟和集群理論的發展，國內外學者觀察到金融集聚現象，并形成金融集聚理論。Vernon（1960）提出了金融機構聚集的原始動機，并認為這種聚集提供了近距離的交流與溝通的便利，吸引了那些以較快的互動速度為必要條件的行業。Kindleberger（1974）認為金融中心的集聚效應主要體現在跨地區支付效率和金融資源跨地區配置效率上。Davis(1990)通過對金融服務業的調查發現，在大都市的區域里各種規模的金融服務產業都傾向形成集聚。Taylor等（2003）利用地理信息系統（GIS）對分布在倫敦地區12個部門中的23000余家金融和商務服務企業進行了定位和分析，仔細分析了金融集聚的內在動因。我國學者潘麗英（2003）、馮德連、葛文靜（2004）等對金融中心的外部規模經濟效應進行了分析。
早期城市經濟學的發展是為金融中心形成理論的研究提供了另一視角，但關于城市功能的分析多傾向于關注中樞城市與其直接腹地之間的關系(Gras,1922；McKenzie,1933；Bogue,1950)。Fanno(1933)討論了銀行業和貨幣市場的中心化過程,包括地理中心化。JeanLabasse(1955)最先以地理學的視角涉及到金融中心的研究,描述了里昂地區銀行網絡的發展以及中心城市間的金融聯系。如果說這些研究還只是金融中心的現象描述，那么法國經濟學家FrancoisPerroux（1955）提出的區域經濟發展的增長極理論就已形成了金融中心的理論雛形。
Y.S.Park（1982)擴展了Kindleberger的金融集聚效應理論，將區位理論應用于國際銀行業的發展和國際金融中心的成因分析上，強調了區位優勢在國際金融中心形成中的作用，形成區位優勢理論。Musa（1989）從城市經濟學的理論出發，對國際金融中心的成因進行了深入分析，認為國際金融中心在地理區位上擁有某種優勢吸引投資者和借款者的進入。
隨著金融地理學的發展，信息流理論被加入到金融地理學之中并成當前該領域的主流學派。Porteous(1995,1999)、Martin(1999)、Thrift(1994)、Corbridge、Thrift、Martin(1994)認為信息流是金融中心發展的先決條件,而金融業也可被理解為“高增值”的信息服務業。Porte2ous(1995)強調塑造和發展金融中心的背后力量,大致上可以從“信息外在性”、“信息腹地”、“國際依附性”、“路徑依賴”和“不對稱信息”來解釋。Genrig（1998）根據證券的流動性及其信息敏感程度研究金融活動，認為無論對信息是否敏感的金融交易都可能集中在信息集中與交流充分的中心地區，從而形成金融產業積聚。
從金融中心形成的理論研究來看，實際上可分為主體形成理論與客體形成理論，主體形成理論是從金融機構的角度來解釋金融中心的形成，這包括自然選擇理論、金融集聚理論、區位優勢理論等，客體形成理論是從金融產品、金融服務的角度來解釋金融中心的形成，包括信息流理論、金融創新理論等。從這些理論來看，顯然西方學者較為重視市場的作用，強調金融機構的自主選擇，忽視政府人為的引導，或者說強調市場需求在金融中心形成中的作用，忽視市場供給在金融中心形成中的作用，這不能不說是金融中心形成理論中的一大缺陷。
（二）關于金融中心形成與發展決定因素的研究
無論是國際金融中心還是國內區域性金融中心的形成與發展都受著眾多因素的影響，如何科學地總結和提煉這些因素，也是學者們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 Reed（1980)根據20世紀70年代主要國際金融中心歷年來的金融數據，運用層次聚類分析(HCA)以及逐步多元判別分析(SMDA)方法，動態比較和分析了世界金融中心的格局，結論是決定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存在的最重要因素為：本國的國際電訊流通量、投資積累額和資金輸出額。Goldberg，Helsley，Levi（1988)通過對國際金融中心的實證研究指出，經濟發展水平、國際貿易水平、金融活動的廣度、金融制度的健全是影響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因素。Krugman（1991)從產業集群的角度認為，金融中心像其它產業集群一樣是凝聚力和離心力相互作用的結果。凝聚力通常包括：勞工市場外溢效應、中介人的服務需求、科技外溢效應和信息外溢效應。這意味著金融企業的選址和設立一定會受到所依附信息的質和量等因素的限制。E.P.Davis（1988)進一步探了集聚的內部原因，運用企業選址理論對金融中心的形成和發展提出了一個清晰的分析框架，認為金融機構在區位決策時，總體考慮三個方面因素：（1）供給條件，主要是指為金融機構運行所需的生產要素和商業環境；（2）需求條件，主要指金融服務的需求規模和挑剔程度等，其中客戶聯系顯然是最重要的因素；（3）影響金融機構的規模經濟因素，主要指金融產業的規模、專業化分工和金融創新等。當眾多金融機構依據收益最大化的選擇偏向于同一區位時，該區位就會成為金融機構活動和聚集的中心。RistoLaulajainen（1998)通過對金融中心歷史演變過程的分析和當時國際上大的國際金融中心的比較研究得出，決定一個金融中心形成和其國際地位的因素為：政治地位、經濟實力、監管環境、稅收制度、區位優勢、信息優勢、人才優勢。Choi,Tschoegl,Yu（2002）通過對全世界14個金融中心的實證分析，研究了世界金融服務和金融中心的格局動態，以及金融中心集聚吸引力的原因，研究表明城市吸引力主要由以下因素所決定：城市經濟規模與經濟活動、已有的銀行總數、股票市場規模大小和交易頭寸、與其他國家的雙邊貿易關系、對外直接投資、以及銀行企業的機密保護程度。
國內學者鮮明和鄧曉陽（1996）對發展區域性金融中心的軟件因素進行了闡述，闡述了要高度重視人才培養和全面提高金融監控能力兩方面。潘英麗（2003）運用企業區位選擇理論分析了金融機構選址決策的重要決定因素：金融機構所在地的經營成本；金融機構所在地的人力資源供給；電信設施的質量與安全可靠性；監管環境與稅收制度。胡堅(2003)在分析國際金融中心形成和影響因素的基礎上，認為決定一個金融中心地位最主要的影響因素是：經濟因素、金融因素和政治因素。黃解宇，楊再斌（2006）歸納了區域性金融中心存在與發展的基礎條件：便利的交通與發達的基礎設施、發達的經濟發展水平、完善的金融市場結構、金融機構大量的聚集、寬松而嚴格的法律體系、穩定的政治形勢。
綜合以上各學者的研究，決定和影響金融中心形成與發展的因素可分為以下五大類：經濟發展水平、金融發展水平、區位條件、政治和商業環境、金融人才。這五個方面的因素為我們本課題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三）關于金融中心評價指標體系的研究
由于條件是相對而存在的，每個地區和城市都有自己相對的經濟發展水平、金融發展水平、區位條件、政治和商業環境、金融人才等，究竟要具備什么樣的條件或達到什么樣的程度才能建構和形成金融中心了呢？對此，國內外學者對金融中心的評價指標體系進行了深入研究。金融中心的評價指標設定一般有兩類：一是定性指標，二是定量指標。Reed(1981)利用成簇分析方法比較了76個城市的9個金融和銀行變量，按照1900-1980年期間指定年份的數據將金融中心分為均等的簇群，最后用分層的辨別式分析法確立了主要變量，并對金融中心進行排名。Abraham，Bervaes和Guinotte(1994)在競爭力視角下對除美國以外的37個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表現進行了研究。Liu(1997)在Reed和Abraham研究的基礎上，利用層次成簇分析法和主要因素分析法對亞太地區包括上海在內的金融中心進行了排名，并尋找主要影響因素。Choi等(2000)利用最小二乘法和非線性加權最小方差等回歸分析方法，根據1970、1980、1990和2000年的數據，把全球最大的300家銀行在14個金融中心不同類型的辦事處數量以及這些金融中心吸引辦事處的理由進行了排名。倫敦金融城(CityofLondon，2007)提出了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指數(GFCI)，該指數以人力資源、商業環境、基礎設施和綜合競爭力等為評價指標，對全球46個城市加以比較和排名，其發布的2007年度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中，倫敦、紐約分列第1、2位，我國香港、上海、北京分列第3、24、36位。
國內學者李虹(2002)較早構建了包括金融行業規模、效率、安全性和國際化指標等在內的國際金融中心評價指標體系，由于其指標多為定性描述，因而無法利用其進行實證評價。 胡堅(2003)構建了由經濟、金融、政治等3個一級指標、22個具體指標組成的國際金融中心評價指標體系，并對紐約、倫敦、上海進行了實證研究和比較分析。楊再斌(2004)從城市微觀條件、國家宏觀條件及周邊環境等角度出發，構建了由13項因素組成的解釋結構體系，并利用層次分析法和模糊判斷法，對上海和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新加坡進行量化評價與比較。倪鵬飛(2005)構建了包括人才、資本、區位等11個影響要素、23個具體指標的城市金融中心定位評價指標體系，并對位居2003年我國內地城市競爭力前43位的城市進行了實證分析。王仁祥(2005)從經濟、金融、城市和法律政治環境等四個方面構建了區域金融中心評估指標體系，運用模糊綜合評價與層次分析法相結合的方法，對中部五省省會進行了實證評價。孫劍(2006)構建了包括經濟、金融、基礎設施和區位優勢等四個方面33個基本指針在內的區域金融中心形成潛力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并對位居2003年我國內地城市競爭力前43位的內地城市進行了實證分析。陸紅軍(2007)通過專家論證和多元統計分析，建立了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并通過因子分析和聚類分析，對紐約、倫敦、東京、新加坡、香港與上海的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能級、現狀及趨勢進行了量化研究。姚洋(2007)從金融市場、金融機構和金融制度等角度出發，構建了由48個具體指標構成的國際金融中心評價指標體系，采用分層聚類分析法，對東京、香港、新加坡、上海等城市進行了實證分析。
上述研究文獻與成果為區域性金融中心建設水平評價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礎與借鑒，但也存在明顯不足：①大多數以國際金融中心為評價對象，不適合評價區域性金融中心；②大多數強調綜合性評價，針對性不足。以王仁祥(2005)指標體系為例，其金融指標僅占46.73%的權重，經濟、城市發展和法律政治環境等指標占據50%以上權重，依據其評價區域性金融中心建設水平，針對性明顯不夠；③大多數是定性與定量研究相結合，評價結果的客觀性不足，如姚洋(2007)指標體系中，金融制度作為一級指標，其所屬二級指標的分值均由專家打分而來，主觀性無法避免；④大多數指標體系只考慮了金融發展的絕對水平，而忽視了相對水平，不夠全面。
（四）關于國內金融中心具體問題的研究
關于中國各金融中心的研究起步相對較晚，從研究的主要內容來看：
一是對國內金融中心定位與發展目標的研究。潘麗英（2003）、周麗華（2004）、陳志（2007）、陸寇虛（2007）將上海定位于國際金融中心；潘麗英（2003）、呂曉蔚（2008）將北京定位于全國金融中心，薛金房（2009）則將北京定位于國際金融中心，且將朝陽區商務區（CBD）定位于北京副中心。伍晶（2006）、黎平海（2007）將廣州定位于區域性金融中心；杜秀南（2001）、曹龍騏（2004）、曾毅堅（2004）將深圳定位于區域性金融中心；張興洪（2003）、路妍（2003）將大連定位于區域性金融中心；米運生（1999）、余茂才（2002）將武漢定位于區域性金融中心；郭思延（2001）、潘秀（2009）將蘭州定位于西部區域性金融中心，邱兆祥（2003）將重慶定位于西部區域性金融中心；李偉（2005）、王志揚（2006）、陳躍進（2006）將廈門定位于區域性金融中心；范從來（2005）將南京定位于區域性金融中心；候紅昌將鄭州定為區域性金融中心；吳婷婷（2007）將成都定為西南地區金融中心。
二是關于區域金融中心的選址研究。李守榮（1994）研究了區域性金融中心的區位選擇，主張在一些商品經濟和金融業比較發達的沿海及內陸大城市逐步構建區域性金融中心，以輻射和帶動周圍地區，推動經濟和金融業的發展。潘英麗（2003）運用企業區位選擇理論分析了金融機構選址決策的重要決定因素：金融機構所在地的經營成本；金融機構所在地的人力資源供給；電信設施的質量與安全可靠性；監管環境與稅收制度。艾洪德、武志（2008）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對東北區域性金融中心的遷址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大連在東北城市體系中的綜合優勢最為明顯,是建設東北區域金融中心的最佳選擇。
三是關于國內建設金融中心所存在的問題與約束的研究。傅蓓元（1998）對我國現有的區域性金融中心現狀和特點進行了歸納總結，指出我國多數區域金融中心具有先天的自然壟斷結構，大多數區域性金融中心的金融上層結構規模都相對較小，金融結構成本偏高。李嘉曉（2007）在借鑒國際金融中心發展經驗的基礎上，分析了我國區域金融中心發展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并從金融生態角度對我國區域金融中心的發展道路進行了設計。閆彥明（2007）以上海為例分析了金融市場功能與金融中心的建設問題，提出盡管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的最大障礙——股權分置問題已基本解決,但是“一股獨大”、“虛假信息披露”、“經營者權力尋租”、“市場操縱”等問題依然困擾著證券市場的發展,而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發展也存在巨大的制度性風險,不少新的市場行為游離于現有法律法規的監管之外，這些都會成為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障礙因素。
四是建設區域性金融中心的政策措施研究。李正友（1998）從完善金融宏觀調控體系、健全金融組織體系、規范金融市場體系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適應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需要的金融政策體系。潘英麗（2003）認為降低金融機構經營成本、人力資源開發、電訊設施及其可靠性以及完善的監管環境共同構成了政府公共政策。徐東根、王傳輝（2004）總結了政府在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中的主導作用，認為主要表現在政府承諾、政府立法、政府推動和政府監管四個方面。張幼文（2003）認為國際金融中心發展的政策是直接起作用的政策，包括為國際金融機構提供有力的經營環境、稅收優惠、外資金融機構不受歧視和干預、符合國際慣例的嚴格的監管制度、較低的監管成本。隋庶（2007）從宏觀與微觀兩方面進行研究，認為建立區域金融中心必須把金融傾斜的指向和區域金融中心定位的指向結合起來。另外，李豫（2001）、范從來和林濤（2005）、王志揚（2006）、何元慶和朱咸會（2007）、謝沛善（2008）等分別就上海、南京、廈門、武漢、南寧等地建立金融中心的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且提出了良好的政策建議。
（五）關于長株潭區域性金融中心的研究
雖然近年來研究長株潭一體化和兩型社會建設的文獻很多，但具體到長株潭區域性金融中心的文獻極少。從課題組掌握的資料來看，傅麗華（2004）分析了株洲CBD的起源和發展，對株洲CBD進行了合理規劃。金繼晶、鄭伯紅（2008）以長沙市為實證，分析了CBD選址與其空間分布特征及時空演變的關系。何磊、鄭伯紅（2008）研究了長沙CBD的區位選址，分析了長沙CBD建設的區位優勢、選擇模式和具體區位選擇。吳大慶（2008）探討了長株潭區域性金融中心與“兩型社會”建設的關系，特別從金融基礎建設、金融創新、金融市場和金融生態四方面提出建議。胡愈、柳思維（2008）研究了長株潭農村物流與區域金融中心的關系。袁振華（2008）在討論長株潭的金融發展戰略時提到要建構長株潭區域性金融中心。
從整個20世紀來看,西方許多學者注意用不同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金融中心問題,并對以前的總結和以后的展望都有了一定的系統性和完整性。但研究所遇到的困難和挑戰也隨之出現，這主要是由于金融中心研究涉及領域的廣泛性和復雜性,從而使20世紀90年代后的金融中心理論研究出現了衰落。而且西方學者基于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往往只注重金融中心形成和影響因素的市場化過程，而忽略了政府的主動導向與控制，這也正是當前國際金融中心衍生出嚴重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
可見，國內眾多的理論研究及對某個具體區域性金融中心的研究為我們對長株潭建設國家區域性金融中心的研究提供了現實基礎，但是一方面這些研究幾乎都是停留在理論、問題或政策探討層面上，除了選址實證外幾乎沒有涉及到金融中心的具體設計；另一方面對長株潭區域性金融中心的研究還十分粗糙，基本上還是必要性的論述，沒有深入研究其具體內容和政策體系。所以，深入研究長株潭建設國家區域性金融中心的具體設計和政策支持體系是亟待深入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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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國內外,金融中心,研究,文獻,綜述
國內外金融中心的研究文獻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在90余年間的歷史過程中，各學者圍繞金融中心的各方面的理論與實踐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其文獻按研究內容大致可以分為如下幾個方面：
(一)關于金融中心形成理論的研究
金融中心問題是介于金融學和城市經濟學之間的邊緣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經濟學家就顯示出對金融中心的研究興趣。早期的金融中心形成理論是建立在自然選擇理論基礎之上的。Powell(1915)就詳細描述了倫敦相互獨立的銀行集聚過程,并提出了“自然選擇”和“適者生存”。克拉克（C.G.Clark）、庫茲涅茨（S.S.Kuzenets）和霍夫曼（W.G.Hoffmann）等人通過大量統計分析得出金融中心是適應經濟發展與經濟結調整的必然產物。楊小凱（1991）建立了一個關于城市化和分工演進之間關系的一般均衡模型，模型顯示，“如果所有居民都集中在一個很小的地方形成一個城市，那么，由于交易距離的縮短，交易效率會大大提高，從而分工水平和生產力水平也會大大提高。”Thrift（1994)從制度經濟學的“路徑依賴”有效地解釋了為何金融企業向金融中心聚集，以及為何一個城市能長久地在區域內維持優勢。根據路徑依賴較好地解釋了自然選擇理論，金融產業傾向于向有成功經驗，以及有較好的金融發展水平的地區聚集。
隨著規模經濟和集群理論的發展，國內外學者觀察到金融集聚現象，并形成金融集聚理論。Vernon（1960）提出了金融機構聚集的原始動機，并認為這種聚集提供了近距離的交流與溝通的便利，吸引了那些以較快的互動速度為必要條件的行業。Kindleberger（1974）認為金融中心的集聚效應主要體現在跨地區支付效率和金融資源跨地區配置效率上。Davis(1990)通過對金融服務業的調查發現，在大都市的區域里各種規模的金融服務產業都傾向形成集聚。Taylor等（2003）利用地理信息系統（GIS）對分布在倫敦地區12個部門中的23000余家金融和商務服務企業進行了定位和分析，仔細分析了金融集聚的內在動因。我國學者潘麗英（2003）、馮德連、葛文靜（2004）等對金融中心的外部規模經濟效應進行了分析。
早期城市經濟學的發展是為金融中心形成理論的研究提供了另一視角，但關于城市功能的分析多傾向于關注中樞城市與其直接腹地之間的關系(Gras,1922；McKenzie,1933；Bogue,1950)。Fanno(1933)討論了銀行業和貨幣市場的中心化過程,包括地理中心化。JeanLabasse(1955)最先以地理學的視角涉及到金融中心的研究,描述了里昂地區銀行網絡的發展以及中心城市間的金融聯系。如果說這些研究還只是金融中心的現象描述，那么法國經濟學家FrancoisPerroux（1955）提出的區域經濟發展的增長極理論就已形成了金融中心的理論雛形。
Y.S.Park（1982)擴展了Kindleberger的金融集聚效應理論，將區位理論應用于國際銀行業的發展和國際金融中心的成因分析上，強調了區位優勢在國際金融中心形成中的作用，形成區位優勢理論。Musa（1989）從城市經濟學的理論出發，對國際金融中心的成因進行了深入分析，認為國際金融中心在地理區位上擁有某種優勢吸引投資者和借款者的進入。
隨著金融地理學的發展，信息流理論被加入到金融地理學之中并成當前該領域的主流學派。Porteous(1995,1999)、Martin(1999)、Thrift(1994)、Corbridge、Thrift、Martin(1994)認為信息流是金融中心發展的先決條件,而金融業也可被理解為“高增值”的信息服務業。Porte2ous(1995)強調塑造和發展金融中心的背后力量,大致上可以從“信息外在性”、“信息腹地”、“國際依附性”、“路徑依賴”和“不對稱信息”來解釋。Genrig（1998）根據證券的流動性及其信息敏感程度研究金融活動，認為無論對信息是否敏感的金融交易都可能集中在信息集中與交流充分的中心地區，從而形成金融產業積聚。
從金融中心形成的理論研究來看，實際上可分為主體形成理論與客體形成理論，主體形成理論是從金融機構的角度來解釋金融中心的形成，這包括自然選擇理論、金融集聚理論、區位優勢理論等，客體形成理論是從金融產品、金融服務的角度來解釋金融中心的形成，包括信息流理論、金融創新理論等。從這些理論來看，顯然西方學者較為重視市場的作用，強調金融機構的自主選擇，忽視政府人為的引導，或者說強調市場需求在金融中心形成中的作用，忽視市場供給在金融中心形成中的作用，這不能不說是金融中心形成理論中的一大缺陷。
（二）關于金融中心形成與發展決定因素的研究
無論是國際金融中心還是國內區域性金融中心的形成與發展都受著眾多因素的影響，如何科學地總結和提煉這些因素，也是學者們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 Reed（1980)根據20世紀70年代主要國際金融中心歷年來的金融數據，運用層次聚類分析(HCA)以及逐步多元判別分析(SMDA)方法，動態比較和分析了世界金融中心的格局，結論是決定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存在的最重要因素為：本國的國際電訊流通量、投資積累額和資金輸出額。Goldberg，Helsley，Levi（1988)通過對國際金融中心的實證研究指出，經濟發展水平、國際貿易水平、金融活動的廣度、金融制度的健全是影響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因素。Krugman（1991)從產業集群的角度認為，金融中心像其它產業集群一樣是凝聚力和離心力相互作用的結果。凝聚力通常包括：勞工市場外溢效應、中介人的服務需求、科技外溢效應和信息外溢效應。這意味著金融企業的選址和設立一定會受到所依附信息的質和量等因素的限制。E.P.Davis（1988)進一步探了集聚的內部原因，運用企業選址理論對金融中心的形成和發展提出了一個清晰的分析框架，認為金融機構在區位決策時，總體考慮三個方面因素：（1）供給條件，主要是指為金融機構運行所需的生產要素和商業環境；（2）需求條件，主要指金融服務的需求規模和挑剔程度等，其中客戶聯系顯然是最重要的因素；（3）影響金融機構的規模經濟因素，主要指金融產業的規模、專業化分工和金融創新等。當眾多金融機構依據收益最大化的選擇偏向于同一區位時，該區位就會成為金融機構活動和聚集的中心。RistoLaulajainen（1998)通過對金融中心歷史演變過程的分析和當時國際上大的國際金融中心的比較研究得出，決定一個金融中心形成和其國際地位的因素為：政治地位、經濟實力、監管環境、稅收制度、區位優勢、信息優勢、人才優勢。Choi,Tschoegl,Yu（2002）通過對全世界14個金融中心的實證分析，研究了世界金融服務和金融中心的格局動態，以及金融中心集聚吸引力的原因，研究表明城市吸引力主要由以下因素所決定：城市經濟規模與經濟活動、已有的銀行總數、股票市場規模大小和交易頭寸、與其他國家的雙邊貿易關系、對外直接投資、以及銀行企業的機密保護程度。
國內學者鮮明和鄧曉陽（1996）對發展區域性金融中心的軟件因素進行了闡述，闡述了要高度重視人才培養和全面提高金融監控能力兩方面。潘英麗（2003）運用企業區位選擇理論分析了金融機構選址決策的重要決定因素：金融機構所在地的經營成本；金融機構所在地的人力資源供給；電信設施的質量與安全可靠性；監管環境與稅收制度。胡堅(2003)在分析國際金融中心形成和影響因素的基礎上，認為決定一個金融中心地位最主要的影響因素是：經濟因素、金融因素和政治因素。黃解宇，楊再斌（2006）歸納了區域性金融中心存在與發展的基礎條件：便利的交通與發達的基礎設施、發達的經濟發展水平、完善的金融市場結構、金融機構大量的聚集、寬松而嚴格的法律體系、穩定的政治形勢。
綜合以上各學者的研究，決定和影響金融中心形成與發展的因素可分為以下五大類：經濟發展水平、金融發展水平、區位條件、政治和商業環境、金融人才。這五個方面的因素為我們本課題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三）關于金融中心評價指標體系的研究
由于條件是相對而存在的，每個地區和城市都有自己相對的經濟發展水平、金融發展水平、區位條件、政治和商業環境、金融人才等，究竟要具備什么樣的條件或達到什么樣的程度才能建構和形成金融中心了呢？對此，國內外學者對金融中心的評價指標體系進行了深入研究。金融中心的評價指標設定一般有兩類：一是定性指標，二是定量指標。Reed(1981)利用成簇分析方法比較了76個城市的9個金融和銀行變量，按照1900-1980年期間指定年份的數據將金融中心分為均等的簇群，最后用分層的辨別式分析法確立了主要變量，并對金融中心進行排名。Abraham，Bervaes和Guinotte(1994)在競爭力視角下對除美國以外的37個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表現進行了研究。Liu(1997)在Reed和Abraham研究的基礎上，利用層次成簇分析法和主要因素分析法對亞太地區包括上海在內的金融中心進行了排名，并尋找主要影響因素。Choi等(2000)利用最小二乘法和非線性加權最小方差等回歸分析方法，根據1970、1980、1990和2000年的數據，把全球最大的300家銀行在14個金融中心不同類型的辦事處數量以及這些金融中心吸引辦事處的理由進行了排名。倫敦金融城(CityofLondon，2007)提出了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指數(GFCI)，該指數以人力資源、商業環境、基礎設施和綜合競爭力等為評價指標，對全球46個城市加以比較和排名，其發布的2007年度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中，倫敦、紐約分列第1、2位，我國香港、上海、北京分列第3、24、36位。
國內學者李虹(2002)較早構建了包括金融行業規模、效率、安全性和國際化指標等在內的國際金融中心評價指標體系，由于其指標多為定性描述，因而無法利用其進行實證評價。 胡堅(2003)構建了由經濟、金融、政治等3個一級指標、22個具體指標組成的國際金融中心評價指標體系，并對紐約、倫敦、上海進行了實證研究和比較分析。楊再斌(2004)從城市微觀條件、國家宏觀條件及周邊環境等角度出發，構建了由13項因素組成的解釋結構體系，并利用層次分析法和模糊判斷法，對上海和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新加坡進行量化評價與比較。倪鵬飛(2005)構建了包括人才、資本、區位等11個影響要素、23個具體指標的城市金融中心定位評價指標體系，并對位居2003年我國內地城市競爭力前43位的城市進行了實證分析。王仁祥(2005)從經濟、金融、城市和法律政治環境等四個方面構建了區域金融中心評估指標體系，運用模糊綜合評價與層次分析法相結合的方法，對中部五省省會進行了實證評價。孫劍(2006)構建了包括經濟、金融、基礎設施和區位優勢等四個方面33個基本指針在內的區域金融中心形成潛力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并對位居2003年我國內地城市競爭力前43位的內地城市進行了實證分析。陸紅軍(2007)通過專家論證和多元統計分析，建立了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并通過因子分析和聚類分析，對紐約、倫敦、東京、新加坡、香港與上海的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能級、現狀及趨勢進行了量化研究。姚洋(2007)從金融市場、金融機構和金融制度等角度出發，構建了由48個具體指標構成的國際金融中心評價指標體系，采用分層聚類分析法，對東京、香港、新加坡、上海等城市進行了實證分析。
上述研究文獻與成果為區域性金融中心建設水平評價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礎與借鑒，但也存在明顯不足：①大多數以國際金融中心為評價對象，不適合評價區域性金融中心；②大多數強調綜合性評價，針對性不足。以王仁祥(2005)指標體系為例，其金融指標僅占46.73%的權重，經濟、城市發展和法律政治環境等指標占據50%以上權重，依據其評價區域性金融中心建設水平，針對性明顯不夠；③大多數是定性與定量研究相結合，評價結果的客觀性不足，如姚洋(2007)指標體系中，金融制度作為一級指標，其所屬二級指標的分值均由專家打分而來，主觀性無法避免；④大多數指標體系只考慮了金融發展的絕對水平，而忽視了相對水平，不夠全面。
（四）關于國內金融中心具體問題的研究
關于中國各金融中心的研究起步相對較晚，從研究的主要內容來看：
一是對國內金融中心定位與發展目標的研究。潘麗英（2003）、周麗華（2004）、陳志（2007）、陸寇虛（2007）將上海定位于國際金融中心；潘麗英（2003）、呂曉蔚（2008）將北京定位于全國金融中心，薛金房（2009）則將北京定位于國際金融中心，且將朝陽區商務區（CBD）定位于北京副中心。伍晶（2006）、黎平海（2007）將廣州定位于區域性金融中心；杜秀南（2001）、曹龍騏（2004）、曾毅堅（2004）將深圳定位于區域性金融中心；張興洪（2003）、路妍（2003）將大連定位于區域性金融中心；米運生（1999）、余茂才（2002）將武漢定位于區域性金融中心；郭思延（2001）、潘秀（2009）將蘭州定位于西部區域性金融中心，邱兆祥（2003）將重慶定位于西部區域性金融中心；李偉（2005）、王志揚（2006）、陳躍進（2006）將廈門定位于區域性金融中心；范從來（2005）將南京定位于區域性金融中心；候紅昌將鄭州定為區域性金融中心；吳婷婷（2007）將成都定為西南地區金融中心。
二是關于區域金融中心的選址研究。李守榮（1994）研究了區域性金融中心的區位選擇，主張在一些商品經濟和金融業比較發達的沿海及內陸大城市逐步構建區域性金融中心，以輻射和帶動周圍地區，推動經濟和金融業的發展。潘英麗（2003）運用企業區位選擇理論分析了金融機構選址決策的重要決定因素：金融機構所在地的經營成本；金融機構所在地的人力資源供給；電信設施的質量與安全可靠性；監管環境與稅收制度。艾洪德、武志（2008）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對東北區域性金融中心的遷址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大連在東北城市體系中的綜合優勢最為明顯,是建設東北區域金融中心的最佳選擇。
三是關于國內建設金融中心所存在的問題與約束的研究。傅蓓元（1998）對我國現有的區域性金融中心現狀和特點進行了歸納總結，指出我國多數區域金融中心具有先天的自然壟斷結構，大多數區域性金融中心的金融上層結構規模都相對較小，金融結構成本偏高。李嘉曉（2007）在借鑒國際金融中心發展經驗的基礎上，分析了我國區域金融中心發展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并從金融生態角度對我國區域金融中心的發展道路進行了設計。閆彥明（2007）以上海為例分析了金融市場功能與金融中心的建設問題，提出盡管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的最大障礙——股權分置問題已基本解決,但是“一股獨大”、“虛假信息披露”、“經營者權力尋租”、“市場操縱”等問題依然困擾著證券市場的發展,而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發展也存在巨大的制度性風險,不少新的市場行為游離于現有法律法規的監管之外，這些都會成為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障礙因素。
四是建設區域性金融中心的政策措施研究。李正友（1998）從完善金融宏觀調控體系、健全金融組織體系、規范金融市場體系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適應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需要的金融政策體系。潘英麗（2003）認為降低金融機構經營成本、人力資源開發、電訊設施及其可靠性以及完善的監管環境共同構成了政府公共政策。徐東根、王傳輝（2004）總結了政府在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中的主導作用，認為主要表現在政府承諾、政府立法、政府推動和政府監管四個方面。張幼文（2003）認為國際金融中心發展的政策是直接起作用的政策，包括為國際金融機構提供有力的經營環境、稅收優惠、外資金融機構不受歧視和干預、符合國際慣例的嚴格的監管制度、較低的監管成本。隋庶（2007）從宏觀與微觀兩方面進行研究，認為建立區域金融中心必須把金融傾斜的指向和區域金融中心定位的指向結合起來。另外，李豫（2001）、范從來和林濤（2005）、王志揚（2006）、何元慶和朱咸會（2007）、謝沛善（2008）等分別就上海、南京、廈門、武漢、南寧等地建立金融中心的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且提出了良好的政策建議。
（五）關于長株潭區域性金融中心的研究
雖然近年來研究長株潭一體化和兩型社會建設的文獻很多，但具體到長株潭區域性金融中心的文獻極少。從課題組掌握的資料來看，傅麗華（2004）分析了株洲CBD的起源和發展，對株洲CBD進行了合理規劃。金繼晶、鄭伯紅（2008）以長沙市為實證，分析了CBD選址與其空間分布特征及時空演變的關系。何磊、鄭伯紅（2008）研究了長沙CBD的區位選址，分析了長沙CBD建設的區位優勢、選擇模式和具體區位選擇。吳大慶（2008）探討了長株潭區域性金融中心與“兩型社會”建設的關系，特別從金融基礎建設、金融創新、金融市場和金融生態四方面提出建議。胡愈、柳思維（2008）研究了長株潭農村物流與區域金融中心的關系。袁振華（2008）在討論長株潭的金融發展戰略時提到要建構長株潭區域性金融中心。
從整個20世紀來看,西方許多學者注意用不同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金融中心問題,并對以前的總結和以后的展望都有了一定的系統性和完整性。但研究所遇到的困難和挑戰也隨之出現，這主要是由于金融中心研究涉及領域的廣泛性和復雜性,從而使20世紀90年代后的金融中心理論研究出現了衰落。而且西方學者基于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往往只注重金融中心形成和影響因素的市場化過程，而忽略了政府的主動導向與控制，這也正是當前國際金融中心衍生出嚴重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
可見，國內眾多的理論研究及對某個具體區域性金融中心的研究為我們對長株潭建設國家區域性金融中心的研究提供了現實基礎，但是一方面這些研究幾乎都是停留在理論、問題或政策探討層面上，除了選址實證外幾乎沒有涉及到金融中心的具體設計；另一方面對長株潭區域性金融中心的研究還十分粗糙，基本上還是必要性的論述，沒有深入研究其具體內容和政策體系。所以，深入研究長株潭建設國家區域性金融中心的具體設計和政策支持體系是亟待深入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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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金融,北京,朝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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