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導讀:危機”這個概念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提出來的。危機治理”這個概念現在對我們來說已不陌生。政府職能:提供有效的制度。危機,淺析危機歸因及危機治理中的政府職能。
關鍵詞:危機,危機治理,政府職能
“危機”這個概念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提出來的,首先是企業為了解決自身的問題,很多突發的事件都有可能導致它前期的積累瞬間消失。關于危機,有一個專門的基本判斷,就是危機是一個引起潛在負面影響的、具有不確定性的大事件。“危機治理”這個概念現在對我們來說已不陌生,隨著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速度的不斷加快,危機已經成為轉型期社會管理所不可避免的重大挑戰。沃利斯貝克的《風險社會》認為,后工業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風險。在建國六十多年之后,經歷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之后的中國,討論今天存在的一些問題和一個政黨該如何面對這樣一些問題,對我們來講都是特別有意義的。
一、危機歸因及特點
當前我國危機(群體性事件)多發的成因分析:一類是誘因變量,包括經濟波動、物價上漲、失業率居高不下、金融危機以及生態環境破壞等5項。另一類是本因變量,包括貧富差距過大、社會保障滯后、三農問題、勞資糾紛和沖突、中等收入人群發展的相對緩慢、腐敗問題以及中央政府效率和權威削弱問題等7項。現就本因變量作一綜合分析如下:
(一)危機歸因是社會轉型期各種矛盾的交織,
改革使中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社會結構和經濟關系發生較大的變動,不僅使原來的各種矛盾暴露和積聚,同時也滋生著新的矛盾與沖突。論文發表,危機。正如亨廷頓通過大量的事實分析后指出的“現代性孕育著穩定,而現代化過程則滋生著動亂”。〔1〕與此同時,現代化發展必然引起社會成員在思想觀念和價值判斷方面產生分化與互相沖突。所以說社會轉型時期突發事件的不斷發生是各種復雜因素聚合的產物。
1.市場經濟的風險性。由于市場經濟的本質所決定,領導活動的諸多風險性不可避免,如領導者根據滯后的或不真實的信息做出的決策,就會給一個地區或一個企業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甚至使競爭失利、企業關停倒閉、職工生活發生困難等。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處置不當,就可能導致突發事件。
2.利益格局的調整。利益關系的調控和新舊體制的轉換是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改革措施導致的利益格局變化,如物價、住房制度、醫療制度改革以及企業改制等,由于人們心理上的準備不足,必然會出現因利益失衡所引發的心態失衡,從而帶來一系列矛盾。論文發表,危機。
3.階層組織的分化。200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通過調查作出了社會分層的科學結論:長期以工人、農民、干部為主體的三大身份階層在社會轉型中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分化,他們成為了邊緣化的群體。邊緣化意味著他們的生存缺乏穩定而長期的預期,在喪失原有文化價值和組織歸屬的同時,很可能陷入一種“游民化”狀態,從而對社會穩定造成一定的威脅。與階層結構相對應的是社會組織結構的分化,由于社會整合功能的有限,又加劇了各利益集團之間的摩擦,引起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大為增加。黑社會、惡勢力等重新滋生,日益危及社會穩定。
4.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滯后。目前我國頻繁發生的突發事件、沖突矛頭大都指向政府。原因在于,我們的政府以往幾乎管了所有的事情,老百姓反映和釋放不同意見的渠道不暢通,長期鑄成了一種社會習慣和依賴:社會上不管出了什么事都找政府。論文發表,危機。而且傾向于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我國的社區建設、行業協會、社會自治組織都極不完善成熟,社會缺乏相應的自我調節,就難免造成社會的不穩定。論文發表,危機。
5.貧富懸殊的加劇。地區貧富和城鄉居民貧富懸殊的出現和加劇的趨勢,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不爭的事實。早在2003年學界就梳理出當今中國社會發展中最嚴重的16個問題,“收入差距”拉大被視為當年社會形勢發展中最嚴重的問題,列各項問題之首,選中率達到26.7%,貧富懸殊的迅速擴大將是威脅我國社會穩定的一大因素。
6.腐敗現象的蔓延。腐敗是指“掌管公眾權力的人員為謀求私人利益而偏離其在公共事務中的正常職責的行為”。腐敗現象的滋生蔓延,在維護社會正義和社會公平,維系社會有序運作等多方面有極大的破壞性,對社會穩定產生沖擊。
(二)危機的特點
一個國家的政治過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稱為一個有效的政治過程,取決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了人民對幸福的期待。我們只有一個次優選擇,就是一個政策的安排過程要盡可能多地涵蓋所有人的利益。生產力水平有限,社會公平在當下一時難以實現,危機自然就會發生。
我們每年因為危機造成的損失是六千五百億,其中包括自然災害,也包括事故災害和群體性事件。從1993年到2003年,從八千多起猛增到六萬多起,04年七萬起,05年八點七萬起,06年九萬起。政府面臨的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嚴重、更為棘手、更為復雜。論文發表,危機。危機有如下幾種類型:
1.關于復雜性。第一個是背景復雜,第二個是矛盾疊加,第三個是訴求多元,第四個是成分復雜,第五個是意見多樣,第六個是文化、宗教、族群展開的復雜性。所以說危機處置的過程不是單一靠政府強力就能改變的過程。
2.危機的遷延性。網絡建構的虛擬社區有著超越時空的傳播速度,使信息的傳播者和事件的參與者眾多。
3.關于危機的組織性。群體性事件都是沒有申報的,都是通過網絡、短信、虛擬社區來串聯,最后就演變成一個政府知道它一定要發生卻無力阻止的事件。這是很難防控的。
4.危機的非法性。它要攻擊現有政府、攻擊其他場所、阻礙交通。現在有一句話叫做“上訪不如上網,找政府不如堵公路”,這就使暴力對抗的情緒出現在很多群體性事件里。
5.危機的利益交織性。危機發生時,往往被動員起來的人并沒有主要的目的。如甕安事件、石首事件和城管打人事件等等,各種各樣的利益都交融在里頭,當事件參與主體是不確定的時候,政府很難通過利益的統籌考慮來實現事態的化解。論文發表,危機。
二、危機治理中的政府職能
危機,對黨和政府的管理造成的壓力是非常大的。如就業的壓力,十三億人口勞動力達九億,所有的正規就業崗位兩億多個,百分之六十的勞動力要在體制外運行。GDP每降低一個百分點,就將釋放出六百到七百萬的失業人口,這個數據是在不斷變化的。所以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壓力不是西方政黨簡單面臨的壓力,所有的社會問題都得自己包下來,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也被當做政治任務來完成。從政治學意義上來講是沒有服務型政府的,但現代的政府卻必須是提供服務的,否則政府存在的社會基礎就是個問題。
1.關于危機治理的概念和特征
危機治理是指組織或應付各種危機情境所進行的信息收集與分析、問題決策、計劃制定、措施施行、政策調整以及經驗總結和制度修復的全過程。危機治理本身具有應急性、長期性、群變性、心理約束性和不易互動性等特征。因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根本改變,所以危機治理應是基于人民內部矛盾這樣一個判斷上的具體措施。
危機治理面臨著四大特點:第一個是中國與國際社會的深度相互依賴性,第二個是網絡時代信息傳播具有不可控性;第三個是現代社會的支撐體系具有不確定性;第四個是群體性事件日益指向政府的合法性,并且各類危機呈現一種聯動性。
危機作為一個公共管理問題開始引起注意并被系統研究主要是在2003年“非典”事件之后,我們在這方面缺少經驗和辦法。在危機治理的過程中,關鍵要確定政府和社會的二元組織,不能讓政府承擔所有公共的問題。危機治理過程是利益調整的框架,作為政府和政黨如何有效地公平地調配資源,已成為人們考量政府的一個很大的標準。
2.政府職能
政府職能:提供有效的制度,實現資源的科學配給。政府一方面要提供制度,第二是引導社會,第三是實現社會動員,第四是要實現社會的問責,這是一個我們需要把握的基本的能力。它需要國家運用權力引導、控制和規范公民的行為,合理配給資源,以最大限度地濟護危機受害者,維護社會秩序,減少損失乃至增進公共利益。由于我們受計劃經濟體制思維方式的影響,我們的政府權力情結深厚,因此,信息控制和社會強制就自然成為危機治理的常態思維。危機治理中,政府不能經常充當救火隊,應有一個有序化的社會約束過程。
面對現代社會的不確定性及可能出現的風險,要求政府提升應對危機的能力,而能否規避或恰當地應對危機也就成為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一項重要標準。危機應對是一個妥協的藝術,把握尺度尤為重要。具體體現控制危機首先以人為本,預案啟動要把握強制的尺度和妥協的分寸;而不是平息事態,或花錢消災。我們應對危機確實存在方法不多,效果不佳的問題。怎么去完善制度,怎么去推進機制等是我們必須考慮的。
社會危機治理是指為了有效維護社會秩序,推進社會和諧發展,實現危機消解和規避的目標,政府與社會組織運用權力和手段對社會資源實行計劃、協調、控制、管轄,同時積極動員社會群體的有效參與,并提高其應對各種危機和獲得濟護與安全保障的能力的過程,并通過法治原則規定政府、各種社會組織及社群和個人的權、責、利關系,由此形成的克服危機的目標、戰略、組織管理體系、政策和制度規范及行為模式的有機整體。也就是說,社會危機治理包括了危機狀態下的社會強制、公民參與、利益協調和創傷撫平。還包括了日常治理中為了規避危機而制定的各種規范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政府與社會協力也是必不可少的。不同社會組織之間乃至政府間的交流與合作,使危機治理的各個環節都能夠獲得社會的有效參與,這是維護人的生命價值,提高危機救治效率、降低救治成本的基本要求,也是從管理走向治理的過程。
另外,信息溝通不暢,雖然我們感覺橫向縱向流動所有的通道都是暢通的,但是群體性事件頻發說明,黨組織無法捕捉老百姓群體性事件的突發過程,或者捕捉到了也無法將其傳送給相關的職能部門,或者相關的職能部門制定相應的措施加以防范。這是我們要把握的問題。
主要參考文獻:
﹝1﹞亨廷頓:《變革中的社會秩序》。
﹝2﹞蔡志強:《注重政府與社會在危機應對中的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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