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經濟進入大調整


　　我在1997 年底，認為亞洲金融危機將觸發中國發展和漸進改革的深層次矛盾，中國經濟將進入長期蕭條，至少5 年。1998年我發表“危機與反危機”的長文，指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特殊潛力已經基本釋放完畢，漸進改革的基本矛盾：權力資本化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矛盾將充分暴露，使中國經濟進入大調整，甚至爆發某種危機，危機的前兆，就是資本外流。我的建議是：必須進行社會分配關系和發展戰略的調整，努力化解危機因素。

　　到目前為止，政府啟動內需的政策是戰術性的，沒有包含戰略性的調整和深層次改革。多數經濟預測和研究，并沒有認識，或不愿意承認中國進入了通貨緊縮，理論界一些人甚至把深層次矛盾排除在經濟學研究之外。1998 年政府增發國債投入基礎設施，國內工業稍有增長，即有不少“名家”出來宣布“中國經濟增長到7。8%已經見底。1999 年3 月，中央貨幣當局負責人公開否認有“通貨緊縮”的存在，說僅僅價格下降不證明有通貨緊縮，必須同時出現經濟增長速度下降，但統計數字馬上就顯示出：3 月份儲蓄超常增加，不僅說明消費難以啟動，而且表明相當一部分個體戶的經營資金退出了投資領域，政府投資沒有能夠有效地帶動民間投資。

　　1988 年夏天，我所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經濟室，由我的博士導師張曙光主持的宏觀經濟分析課題，指出中國經濟進入“大調整”；二是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聯辦）研究開發部主辦的《每周述評》，宋國青，任若恩等人，提出中國經濟進入了通貨緊縮。胡鞍綱亦認為中國進入嚴重的通貨緊縮。我認為，通貨緊縮直接所指，就是價格水平的持續下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20 年所積累的泡沫，遠遠沒有擠干凈，需要一個以通貨緊縮或者危機的形式，降低價格，工資和成本，促使企業兼并的時期，通貨緊縮不僅難以迅速擺脫，而且在向深層次發展。通貨緊縮的第一個表現，是商品價格持續下降。我國消費物價指數1994 年為最高點，同比增加21。7% 1995 年下降到14。8%，1998 年竟然下降為負3% 的水平。

　　1994 年4 月，通貨緊縮沒有任何緩解。零售價格指數環比下降0。7%，消費價格指數環比下降0。8%。1----- 4 月，零售價格指數共下降2%，折年率為6 %，這是有記錄以來4 個月積累的空前跌幅。4 個月的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率為9。1%，但是工業生產絕對水平低于1998 年11 月的水平。貨幣數量增長率正在下降，這是一個預示短期內緊縮持續或者加劇的信號。

　　商品價格縮水的代表性事件，是長虹再次降價。1996 年，長虹彩電降價30%，這次，長虹從降價50----1000 元，降幅15% 左右；康佳降價100-----1500 元，降幅10% 左右；創維降價18%。

　　通貨緊縮的第二個表現，是資產縮水。

　　1．股票市場持續下跌。

　　自1997 年5 月最高點以后，中國股票市場就一路下跌。四川長虹的股票價格，竟然從46 元下跌到了12 元。從1998 年12 月到1999 年春節，討論證券法，和連續不斷的新股發行，都給股市雪上加霜，與直線飚升的美國股市，日趨恢復的香港股市，形成鮮明的對比。1999 年5 月17 日，當兩只新基金跌破發行價以后，政府出面托市，股市過度飚升，但上市公司卻在下滑。

　　2．豪宅大幅度降價。

　　海南豪宅降價出售，是第二項資產縮水。全國積壓的8000 萬平方米豪宅，已經數年，房地產公司的利益，和各項中間環節的費用，已經打入房產成本，豪宅積壓，資金是壓在銀行，損失早晚由存款人或者納稅人承擔。海南豪宅的成本至少每平方米數千元，此次降價出售，每平方米在1000 元左右，降價幅度超過60%，簡直是虧血本大甩賣，這難道不是一次嚴重的資產縮水嗎？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徹底改造房地產供給體制，不清除中間環節的情況下，大量增加住宅建設投資，仍舊可能出現價格過高，居民難以承受的問題。到明年再出現積壓，降價處理，資產縮水將更加嚴重。

　　3．正在縮水的另一項資產，是人民幣自身。人民幣對內價值是利率，已經連續降低，對外價值是匯率，在資本外流和未來國際收支的壓力下，縮水亦在所難免。

　　即使按照廣義的通貨緊縮定義，將經濟增長率的下降考慮在內，未來數年經濟增長率的下降亦在所難免。一個重要的信號是，1999 年5 月份，凈出口將出現負數，國際貿易收支的逆差，進口的上升與國內經濟增長并不同步，絕非好事。一是由于去年打擊走私，將前幾年已經存在的走私進口正式記入進口，擴大了貿易收支逆差，這正是一種縮水效應。二是國內啟動內需所增加的收入，沒有擴大內部需求，反而擴大了外部需求，如大量進口手機，經濟學稱為收入的“漏出效應”。4 類國內需求，消費，投資均為疲軟，凈出口由正變為負，正是緊縮效應，只剩下一個政府開支。擴大國債發行的擴張效應被增加稅收的收縮效應所抵消。資本外流使國家外匯儲備不再增加，阻礙了中央銀行基礎貨幣發行渠道；另一條渠道是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的再貸款，由于多年積累的不良貸款需要清理，自動產生貸款緊縮；最后一條渠道是財政赤字在銀行透支，已經被法律明文禁止。

　　目前就宏觀經濟政策而言，余地不大。短期可以貶值人民幣并強制結匯，同時促進基礎貨幣發行。中期可采取結構調整政策，包括第一進入WTO，以未來國內市場換取目前外資的大量流入，以緩和國際收支的逆差趨勢；第二，出售國有資產；第三，提高低收入階層的工資。長期則必須進行根本性的體制改革和戰略轉換，我已經提出8 條措施，主要包括：采取低成本的反腐敗措施，堅決清除腐敗；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建立信譽記錄；以國債帶動勞動積累，提高農民收入，進行國土整治和農村城市化；繼續以開放促進改革，改變過分的縱向一體化，政府集中權力強化壟斷的傾向，發展社會橫向組織；將部分國有資產存量轉化為社會保障基金，進入股票市場；改變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和西方高消費的戰略，發展獨立的高科技和國防；采取有力措施降低教育，司法，管理和工程項目的成本，等等。

　　總之，我們必須從歷史階段的變遷，把中國目前的通貨緊縮看成是戰略轉換的不可避免的“變盤時的滑坡”，抓緊時機解決中國改革的深層次矛盾，為未來中國數十年的經濟持續穩定有效益增長，創造條件。

二．需求主體轉換與利益結構調整

　　1999 年6 月份，通貨緊縮已成事實，政府和學術界在認識上有重要的深化，就是各方面才逐步達成了共識，我國需求和供給結構都出現結構性斷層，社會收入分配嚴重不公；越來越多的改革成本要居民承擔，居民預期收入降低而支出增加，影響了消費和投資，不進行利益結構的調整，經濟難以啟動。目前的政策限于以政府財政力量承擔改革成本，在增量上調整社會分配關系。擴大總需求，關鍵是調整需求結構，進行需求主體的轉換。過去20 年帶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是３部分人的需求：
　　第一，外國人的需求。這是中國的出口。
　　第二，國內單位購買力。
　　第三，暴富階層的需求。后兩部分包括相當比例的進口轎車和手機，這是對外國商品的需求；在國內是豪華別墅，高檔消費品，貴族教育，高速公路，都是一些高成本，高附加價值，高價格的東西，這就決定了中國的供給結構，過度追求高利潤，高資本技術密集，依靠進口原材料，高工資，低就業。這樣的由少數單位和富人帶動的需求結構，和為他們服務的供給結構不能帶動大眾消費，社會的需求和供給出現斷層。當少數人的需求飽和以后，那些高成本豪華產品與大眾無緣，相對生產過剩必然出現，而且靠經濟總量的擴張，難以擺脫。

　　所謂啟動內需，就是要讓另外3 部分需求成為主體：

　　一是以政府為主體的社會投資需求，即基礎設施，環境保護，教育科技，社會保障，國土整治，醫療衛生，國防公安，農村城市化等8 個方面，應該由政府進行基本投資，提高民間投資的邊際收益率，吸引民間投資進入。投資成功需要政府非常高的威信和組織動員能力，必須以低成本的反腐敗措施，迅速有效地解決腐敗和暴富階層沒有合法性的問題。

　　二是農民需求，主要是住宅，教育，農用汽車和家用電器。

　　三是城市居民需求，主要是轎車和住宅。但是城鄉居民的需求似乎難以啟動。大家奇怪，老百姓為什么有錢不愿意花？銀行里不是有60000 億居民存款嗎？中國經濟的研究者們長期忽視和忌諱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有人根據公開的統計數字，說中國沒有兩極分化，他們沒有計算隱蔽收入和灰色收入；有人因為缺乏數字就不去研究。在我國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有少數人以非常不正當的手段實現了暴富，大多數居民手頭仍舊比較緊張，這樣一個基本事實，一直被忽視，或被掩蓋，似乎誰去研究，就沒有“實證性”，就有“否定改革開放”之嫌疑。

　　許多人估計，目前中國80 % 的銀行存款，掌握在２０％的人手里，其余８０％的居民，只掌握大約２０％的存款------ 這個“20 ：80”格局，是一個兩極分化的格局，足以引起我們警惕。

　　治病，必須對癥下藥。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到今天，已經面臨著“20 ：80”格局，暴富階層的消費已經飽和，由于沒有合法性又不愿在國內投資，出現大批資本外逃。

　　國家投資很難帶動民間投資，少數人的需求又帶不動社會總需求。居民的即期收入并不太高，預期收入更不樂觀；由于改革方向的偏差，其收益越來越多地被少數人所占有，而成本越來越多地由大多數人承擔，居民預期支出增加超過了預期收入的增加，有限的收入要準備買房，治病，為子女交學費，直接抑制了消費。靠啟動股票市場，可以為國有企業籌資，但是對消費刺激不會太大：牛市時大家只要賺了錢，就要再買股票；熊市時股票被“套”，有誰會“割肉消費”？進一步啟動內需的政策，帶有一定的社會收入分配的性質但是限制在增量方面，進行小幅度調整，如提高工資和對低收入階層的補貼；進一步擴大消費信貸，由政府財政承擔下崗工人的社會保障等。但是如果只限于從增量調整，肯定會增加財政赤字，最后轉化成通貨膨脹，使經濟增長難以持續。因此需要從存量上調整社會利益分配格局。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解決歷史遺留的老職工沒有社會保障的問題。

三．以國有資產存量轉化為社會保障基金


　　以部分國有資產直接轉化為社會保障基金加入股票市場，是我5 年以來多次提出的建議，至今沒有被采納。我的建議是：在我國企業改革中，我們必須對于受到損失的工人，給予適當的補償。除去待業保險以外，最主要的是：要把過去計劃經濟下由國家財政集中起來的，國營企事業單位職工干部多年積累的退休金和醫療費，在建立社會醫療保險的過程中，一次性地予以承認和補償。

　　按國際慣例，高工資里包括了醫療和住房部分，難怪美國和香港人要用一生積蓄的三分之一來買房子。退休金，是經國家立法，由政府，企業和個人按比例，每月存到保險公司的，一個人勞動40 年，按復利計算，可以儲蓄一大筆錢為養老之用。保險公司亦作為投資機構，使這些資金保值增殖，從投資利潤中按月償付養老金。在我國長期實行低工資，這部分錢也是有的，只不過沒有給個人和保險公司，而是由國家財政統一集中投資，形成了現有的國營企業。因此，按每個職工干部的工齡，解決住房，實行工費醫療是應該的，改革住房和醫療制度，是把這部分基金發給個人，同時把以前存下的也應補給個人

——如果國家和單位不再負擔職工的住房和醫療的話。對于退休金更應如此。按照工齡計算，一個30 年工齡的職工或干部，如果被企業辭退或本人下海，應該按照工齡將以前存款補齊。在建立社會退休保險制度時，應該按照工齡，將全體職工的過去的養老金，由國家財政補齊。資金的籌集辦法，一是拍賣一部分贏利的國營企業，二是發放一部分國營資產股票，三是發放一部分國庫券因為養老金只有在退休以后才能按月領取，所以一次性補償，并不是將這筆錢一次發給職工，而只是給每人在保險公司立一個帳戶，將國家欠職工的暗帳變為明帳。無論工作調動還是被辭退，這個存折都應隨著職工本人走。

——企業破產，對于他的以后可以不管，但是對于他以前已經付出貢獻，應該屬于他的，就應該補償。就是如何為現有國營企業解除社會負擔的問題。中國的國有企業，實際上不只是企業，而是一個社區，負擔了許多社會功能。許多國有企業，退休人員已經超過在職人員，“冗員”達到了30%，不解除這部分負，無論是哪一種主張，自負盈虧也好，平等競爭也好，加強管理也好，只能是紙上談兵。問題在于，無人承擔這部分“改革成本”。現代企業制度的設計者，對此只字不提，只是把“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作為一個“已經存在的外部條件”。而社會保障制度的設計者，在經過了許多部門的利益爭奪之后，也只是明確了國家，企業，個人共同負擔的原則。這分明是“新人新辦法”，而回避了迫在眉睫的“老人老辦法”和新辦法如何銜接的問題。目前，國有企業改革大有自發發展的趨勢，無論是破產，轉產，合資還是搞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者首要目標之一就是裁減冗員。下崗工人越來越多，成為各級政府最為頭疼的“社會安定”的包袱，被迫拆東墻補西墻，勉強解決3 個月的待業保險問題。如果再拖延下去，經濟結構轉換，國內外市場競爭，經營者行為個體化三個規律，將自發為自己開辟道路，結果是國有資產被少數人占有，而把數千萬工人拋向社會。政府或者命令銀行發放貸款維持企業，或者以赤字和國債方式向失業工人發放補助，或者發動新的經濟高速增長，三種辦法都將引發嚴重通貨膨脹，迫使經濟收縮，失業問題最終嚴重爆發出來，這樣一種危險的前景，我們必須要避免的。

　　為國有企業解除社會負擔，涉及十分關鍵的實質性問題：在理論上承認工人階級對于國有資產存量的債權或者是最終的直接所有權，在政策上給予其充分的補償，補償者應該是政府，應該通過向富人征稅籌集資金，并從國有資產存量中劃出相應部分，作為抵押或者拍賣，建立社會保險公司，按照工齡給予國有企業工人，以及事業和行政人員，補償其在計劃經濟下被國家財政統一扣除了的“必要勞動的價值”。

四．算一算國有企業中“必要勞動的價值”


　　46000 億國有資產存量，除去75 % 的負債，只剩11500 億，基本上是過去工人干部投資于國有資產中的“社會必要勞動的價值”。計劃經濟下長期低工資，低于國際水平數十倍，上百倍，除了生產效率低以外，主要是工資結構不同。按照馬克思的定義，工資是勞動力的價值，勞動力價值包括勞動者的生活費用和延續教育子女的費用。那么在計劃經濟下，我國的工資是如何發放的呢？

　　1。按月以貨幣形式發放到工人手中的工資極低，配以各種定量票證，僅夠維持最低的吃，穿，用。

　　2。住房費用，在國外發給本人，占工資三分之一以上。在中國全部扣除，變為企業利潤上繳財政。然后按照工齡上報計劃，再由財政撥款賣房，對工人干部進行無償分配。房租極低可以忽略不計。目前把已經分配的住房再次出售，是沒有道理的。
　　
　　按目前一套55 平方米的中擋住房，在北京三環路線以外，商品價是20 萬元。按照工齡20 年以上戶均一套，假設全國尚有400 萬戶沒有分配住房，按照10 萬元一套，需要4000 億元。如果能將多占用的住房收回，此項費用可以減到2000 億元。

　　3。醫療費用。小病不管，增加工資每年每人平均100 元，按1 億職工，每年要增加工資100 億，加上大病報銷，年需500 億元。

　　4。待業保險。按3000 萬人離崗，支付3 個月，每人600 元，需要20 億元。

　　5。子女教育費用。過去上大學是免費的，現在自費達到學費10000 元。沒有子女考上大學的家庭，這部分工資也應得到。按2 億職工干部，3000 萬家庭，其中父母工齡達到20 年以上者計算，1000 萬家庭，需要1000 億元。

　　6。養老保險。國外是從本人工資中扣除，經企業存放于保險公司。中國是存放于政府財政，投資于國有企業。全國職工干部是按照工齡向國有企業投資，而由國家統一負擔養老的。經過企業改革，國家不再負擔養老義務，就應該將這部分國有資產劃出，建立社會保險公司。按照一個退休人員每年2000 元，1億人計算，年需要2000 億。

　　上述粗略計算，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歷史上上億職工的必要勞動，投資于國有企業，是勞動者的債權或產權。

　　第二，在政府財政背后，是一個向哪個社會階層征收財富，支付改革成本的問題。應該按照“收益與成本一致的原則”，由改革的主要收益者負擔，主要是向富人征稅和清除腐敗兩項。如果改為砍投資，借內外債或通貨膨脹，等于讓廣大居民負擔，必然加重兩極分化，破壞社會穩定。

　　第三，上述費用平均到每年，需要支付2000 億元左右。目前國有資產存量中的11000 億元，年平均利潤最多如此。就是說，為了支付年2000 億元的保險費用，必須有11000 元的國有資產專門為他運營。這部分國有資產存量絕對不能流失，不能通過任何形式化為企業所有。盈利的企業不能分配這部分利潤而使破產企業無以補償。

　　第四，為此11500 億的國有資產存量應該劃歸保險公司，同時按照工齡給全國職工建立個人保險帳戶。在此基礎上，國有企業改革應該很快地進展，在改革中創造出更多的財富。

　　與右傾思潮只顧改革企業忽視職工補償，和“左”傾思潮空講維護托延改革不同，

　　本文提出的改革思路如下：

　　在理論上抓住三個關鍵：

　　第一，在改革中堅持全民所有制，實現全民所有制一部分（即工人階級投資于國有資產中的退休養老金部分）由國有制向社會所有制的轉化。

　　第二，國家承擔歷史債務并予以補償，堅持以財政為主導，通過整頓稅收和拍賣一部分國有資產解決資金問題。

　　第三，堅持“改革收益的占有與成本的負擔相一致的原則”，堅決防止以貨幣手段解決經濟結構問題（國有企業改革在實質上是經濟結構和所有制結構的改革），把改革成本轉嫁給社會居民。在實施上把國有企業改革與社會保障制度結合起來，劃出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國有資產，進行公開拍賣，然后轉換為養老基金，按照基金法的規定進行長線投資，同時對于全國國有企業職工統一按照工齡設立個人保險帳戶。其意義包括五個方面：

　　第一，解決了職工社會保障問題，可以迅速推進企業的股份制改造，不影響社會穩定；

　　第二，防止了國有資產（特別是其中關鍵的養老金部分）向少數人流失，保持了改革中的社會穩定；

　　第三，一部分全民所有財產由政府經營轉變為社會經營，將推進經濟民主化的進行；

　　第四，價值上萬億的基金在數年之內入市，將改造股市結構，克服過度投機，極大促進股市的發展；同時在拍賣國有資產時，會吸收大批游資，有利于國家金融穩定；

　　第五，拍賣的國有企業，該選擇競爭性行業的企業，而基金入市是嚴格按照基金法，投向長期基礎性行業，這有利于我國的經濟結構改造和所有制結構改造。

　　第六，在目前通貨緊縮難以擺脫時，可以有效調整社會分配關系，擴大低收入居民的需求。

　　無論什么改革，都必須在堅決打擊腐敗，先立法，后按照法律嚴格實施。這是我的思路的前提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