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山東運河名鎮魏家灣經濟與文化研究

1 導語
　　明清時期的魏家灣屬于臨清州下轄的清平縣管理，因其位于京杭運河與馬頰河沿岸，具有優越的交通地理位置，號稱“漯陽之名鎮”[1]�？恐鴩�家漕運的刺激，魏家灣不但有中央政府設立的鈔關、驛站、水次倉、巡檢司衙門，而且商鋪林立、貨物山積、人口眾多，糧食、食鹽、布匹、藥材等行業相當發達，為山東運河流域著名的商業城鎮。經濟的發展刺激了文化的興盛，明清魏家灣不但出現了諸多的廟宇、寺觀，有“一步踏三廟，十里看百帆”之稱，而且教育也相當發達，出現了諸多的進士、舉人、太學生、貢生、歲貢等，成為一方文化之勝地。清末因黃河北徙、運河淤塞、戰亂頻興，魏家灣商人離散，經濟一蹶不振，逐漸走向沒落。
　　2 交通樞紐，河工重地
　　明清兩朝，魏家灣位于京杭運河與馬頰河沿岸，水路交通便利，同時臨近臨清、濟寧、聊城、德州等商業名城，陸路交通也頗為發達，良好的區位優勢使魏家灣成為“南近曹州，北通岱岳”的“一方之勝地”[1] 。而明清中央政府為保障漕運在該地設置的河道部門，施行的水利工程，又進一步提高了魏家灣的政治與交通地位，使其成為山東運河沿岸重要的河工要地。
　　明清時期魏家灣位于臨清州、茌平縣、東昌府的交界地帶，流經其境的馬頰河因地勢低于運河，所以常常作為運河的減河，通過閘本文由畢業論文網http://www.zqccq.com收集整理座將運河多余之水泄入馬頰河，然后入海，所以明清兩朝在魏家灣的河工多為筑堤、建閘、分洪、保運等，是完全圍繞保障國家漕運而開展的。明初，“會通河為元轉漕故道，岸狹水淺，元末已廢不用，黑洋山決口后，其道遂淹” [2]，永樂十年（1412）隨著北京城市建設及與北方蒙元殘余勢力作戰軍需的日益龐大，朝廷派工部尚書宋禮疏浚會通河，“自魏家灣開支河二，泄水入土河，復自德州西北開支河一，泄水入舊黃河，使至海豐大沽河入海” [3]，《行水金鑒》亦載，“尚書宋禮疏浚會通河，用老人白英計，改從南旺分水，遏汶北合漳、衛，遏泗南入沂、淮，其北道魏家灣與土河相連，開二小河以泄之，”[4]可見明初魏家灣是極為重要的河工要地。
　　永樂后，隨著京杭運河的貫通，國家漕運量逐年提高，黃河對山東運道的侵害也日益嚴重，導致魏家灣等地河工頻興。據《續修清平縣志》載：“縣境運河在魏家灣，離城三十里，南接博平縣界田家口起，北至二十里鋪，直接臨清州界止，計長三十九里，東西兩岸計長七千一百二十丈，內東岸官堤七段，長一千零二丈，主簿承修;防風三段，長一百一十七丈，上河通判管修”[5]。成化元年（1465）建水閘二，“曰魏家灣，曰李家口，東岸淺鋪八，曰朱家、曰張家、曰十里井、曰趙官屯、曰戴家、曰陳官屯、曰趙家、曰潘家橋;西岸淺鋪六，曰張家，曰李家，曰李官屯、曰王官屯、曰丁家屯、曰魏家灣”[6]，其中魏家灣為減水閘，作用是將運河洪水泄入其他河流，以減輕運河壓力，淺鋪則為疏浚河道的組織，以防止泥沙淤塞，保障漕船順利航行�！洞竺鲿�典》載“清平縣戴家灣閘夫三十名，魏家灣等淺鋪九，老人九名，夫八十一名，今存四十五名，撈淺夫一百三十二名，今存六十六名”[7]。老人為基層社會管理夫役的頭領，主要負責河工人員的分工與協調。除減水閘與淺鋪外，“魏家灣以南大壩下舊有引河一道，水勢情形應行挑浚，有利民生運道”[8]，引河不但可以用來泄洪，還可以在運河淤塞時用于通航，具有重要的功能。另有滾水壩一座，“水多則開閘放出，下游則樂陵、海豐一帶入海”[9]。魏家灣段運河彎曲較多，也是利用“三灣抵一閘”的原理，“若津道徑直，緩緩而行，則水浮沙沉，隨路淀積，疏之不勝疏矣。今多用彎曲，使之左撞右激，自生波瀾，鼓動其水而不使之稍寧，則沙亦帶之而去，無復停頓”[10]，這樣不但減少了置閘筑壩的耗費，而且利用河流的自然流動原理使運道通暢，具有科學性。
　　入清后，中央政府依然視漕糧為“天庾正供”，運河為“國家命脈”，所以對黃淮運的治理有增無減。順治二年（1645）七月，“決流通集，一趨曹、單及南陽入運，一趨塔兒灣、魏家灣，侵淤運道，下流徐、邳、淮陽亦多沖決。是年孟縣海子村至渡口村河清二日，詔封河神為顯佑通濟金龍四大王，命河臣致使祭”[11]。清初因戰亂未息，國家財力有限，加之明末清初兵燹導致運道損壞嚴重，所以只能通過祈求神靈保佑黃運安瀾。雍正四年（1726）內閣學士何國宗與山東巡撫陳世琯勘察山東水利，“東昌府城南七里河下歸徒駭河，城北魏家灣河下歸馬頰河，德州四女寺減水閘下歸老黃河，皆運河東岸泄水入海故道，年久淤塞，應行疏浚”[2]。雍正五年（1727）又動銀筑堤，“由博平魏家灣減水閘泄運，經東昌衛、博平、高唐、夏津、恩縣、平原、德州至德平，曲折七十余里達樂陵，直省慶云，于海豐大沽入海”[12]。雍正年間對魏家灣運河的疏浚，不但改善了運道環境，降低了水患發生的頻率，而且對于國家漕運的正常運行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乾隆三十二年（1767）因運河連年漫溢，朝廷派大員與河臣一起治水，“山東八里廟添建滾水壩，并將徒駭河頭之龍灣，馬頰河頭之魏灣，老黃河頭之四女寺各建壩，落低七尺，以導其北注，開伊家河以暢其南流”[13]。乾隆三十八年（1773）河臣奏“馬頰河下游由東岸魏家灣水壩入口，經博平、清平、高唐、夏津、恩縣等一百六十余里，河身寬窄深淺不等，只能泄運河異漲之水，若運河西岸上游開通，添閘宣泄，運河必將漲滿，亦應導其去路”[2]，建議排泄多余之水。 　　 清代魏家灣運河除上河通判、清平與堂邑主簿管理外，還設有巡檢司，“魏家灣有巡檢司，臨河有清陽驛，下十余里有戴家灣、戴家閘”[14] ，巡檢司多設于關津、要沖之處，級別雖然不高，但是掌治安、巡防、捕盜之事，權力非常之大，而驛站主要為傳遞官方文書人員的食宿之所，一般也設于較大的市鎮。清代魏家灣段運河挑浚多是集數縣之力，“瀕河聊城、堂邑、清平、博平、館陶等五縣，協同挑浚，屆期聽上官檄攤夫數，遵照募雇強壯人夫攜帶侉板、跳板、跳架及锨、镢、錂、鏟、布兜各器具，及時挑浚，立限竣工，其夫價、器具銀兩，知縣具印領，赴河道庫領發，向例間年大挑，募夫二百九名，一年小挑，募夫五十五名”[15]。另“額設魏家灣汛守兵二名，丁家墩守兵三名，戴家閘守兵六名，月河口守兵五名，二十里鋪汛守兵二名，沿途催儧，日夜毋許其停留”[15]，催促境內的漕船入京。
　　綜上所述，明清時期對魏家灣河道的治理多集中于前期，后期鮮有記載，這是因為明清初期在魏家灣興修閘壩、挑浚河道、開挖引河為后代提供了河道治理的經驗，所以其后多是因循，很少有大的改變。另外清代中后期，運河淤塞，黃河北徙，魏家灣運河已經很難通行，基本不能承載漕船航行與商貨流通的重任，因此相關河工舉措也極其少見�？傊�，正是因為明清中央政府對魏家灣段河道的管理與治理，才在數百年間保障了國家漕運，刺激了城鎮經濟與商業的發展，使其成為山東運河的名鎮。
　　3 商業中心，文化高地
　　明清兩朝，魏家灣依靠國家漕運的刺激，在經濟與商業上也實現了繁榮，有“金魏灣，銀臨清”之稱，鎮內店鋪林立，貨物山積，人煙輻輳，不但建有國家征稅的鈔關、收糧的水次倉，而且有晉商的山西會館，各種寺廟、樓閣、祠觀，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局面。
　　魏家灣鈔關位于運河拐彎處，最早設立于宣德四年（1429），為臨清鈔關的分稅口，由臨清榷關戶部主事管理，征收船貨稅收。雍正七年（1729）為體恤商人與百姓，命“免直省關豆米額稅，復設通州分司之黃村，臨清關之德州、魏家灣、尖塚、樊口等口岸，免征臨清關船料，以揚州關歸兩江總督遴員征收”[11]�？梢姶藭r魏家灣商業比較繁榮，為南北貨物流通的必經之地。其后，魏家灣鈔關曾短暫關閉，但乾隆七年（1742）又題準“臨清關所屬之德州、魏家灣、尖塚、樊廠等處口岸，準其照舊設立，以便巡查”[16]，其商業地位已不容朝廷忽視，所以才會設關征稅。征稅操作方法為，在關前運河里設一道鐵索，兩岸由絞盤控制，平時鐵索提出水面，攔截過往船只，收稅后將鐵索沉入河底，將交稅船只放行。魏家灣鈔關自明宣德年間設立，期間雖有數次裁撤，但基本很快復設，直到民國二十年（1931）運河基本無法通航時才最終取消，存期500余年。這既體現了魏家灣具有較高的政治地位，也說明了其商業與經濟的繁榮。除鈔關外，明清中央政府在魏家灣還設有兌糧漕倉，因其位于運河岸邊，專門收兌國家官糧，所以又稱“水次倉”�！独m修清平縣志》載，“水次倉，在魏家灣，創于明初，名曰水次兌軍倉，高唐、禹城等縣均納米于此，系國有”[5] 。當時清平、高唐、夏津等縣的漕糧都在此完納，有“三大厫”之說。關于水次倉，包世臣在《閘河日記》中寫道：“三十里至魏家灣，為糧食碼頭，清平之首鎮，而高唐、清平兩州縣兌漕水次在焉”[17]。清代曾擔任過工部尚書的張祥河亦道：“立冬節屆開新漕，水次年年一往還。才見明波排畫鹢，疏林黃過魏家灣”[18]。該詩不但說明了水次倉兌糧主要在冬季進行，而且也體現了百姓每年交糧的場景。
　　漕倉與鈔關的設立，使魏家灣的糧食業、鹽業、藥材業、雜貨業也得到了很大發展，成為山東運河沿岸重要的商品轉輸地與銷售地，聚集了大量的商人、手工業者、服務業人員，被譽為“清平首鎮”，“地濱運河，舟楫往來，南北各貨云集，居人以是居奇致富，聲妓之聲甲一邑”[15]。《清平縣鄉土志》亦載“明清之際運河行魏家灣，商業昌茂，民殷富，最為繁盛之區”[19]。魏家灣商業的繁榮除了依靠運河交通優勢外，還在于其附近有臨清、德州、聊城等大型商業城市，為其帶去了大量的人流、物流、文化流，提升了其商業地位。魏家灣商業最為發達者為糧食業，有八大糧行，主要收納通過運河與陸路而來的糧食，數目很大，既可以平衡當地市場糧價，賑濟災荒，還可以讓邊遠地區的漕戶在魏家灣直接從糧行買糧交兌，從而減少長途運糧的耗費。此外，魏家灣還有鹽店、雜貨鋪、藥材鋪、布店、典當行、客店數十家，其中規模較大者有“大泰茂”、“仙緣聚”、“慶嘉號”等。這些店鋪既在當地銷售貨物，還為中轉商人提供貨源，屬于囤積與中轉皆備的商業機構。經濟的繁榮也吸引了外地商人的聚集與本地商人的崛起，其中晉商在魏家灣建有山西會館，為聯絡鄉誼、商業交流所用，本地也出現了“南家大戶”、“朱家大戶”、“馮家大戶”、“彭家大戶”、“高家大戶”等土著地主，他們通過商業經營而發家致富，然后購買土地、建造庭院、積累財產，在魏家灣乃至清平縣富甲一方，其中“半個魏灣屬南家”的民間諺語，就充分體現了這些土著地主雄厚的經濟實力。商人、手工業者、服務人員在魏家灣的聚集，使人口得到了暴漲，當地居民中有“百家姓，百家姓，魏灣就占七十姓”的說法，也證明了當時魏家灣人口的密集。
　　清代魏家灣最為興盛的時期為康熙、乾隆兩朝，當時清平縣諸鎮“野多沙土，人多種木棉，連頃遍塍，大約所種之地過于種豆麥” [10]，每到棉花收購季節，“四方賈客云集，每日交易以數千金計”[10]，百姓通過經濟作物的種植，獲得了超過糧食種植的收入。魏家灣的集市與廟會貿易也很發達，集市為一六日，“集斗行十人，征銀十九兩七錢九分，花秤行三人，征銀四兩五錢，豬行五人，征銀二兩八錢，牛驢行一人，征銀二兩八錢九分五厘”[10]。其征銀數額在清平縣諸集中為最多，廟會則為碧霞元君祭祀之日，為四月初八與十月初八，屆時不但有大量的民眾前來祈禱許愿，而且方圓數百里的商人、小販、百姓也前來貿易，借此博取利益。商業的興盛使魏家灣的街道布局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有“七大街十六巷”之說，七街為西魏后街、前河崖街、永興街、中心大街、鈔關前臨河街、五神廟前南北街、文明皋以西東西街，十六巷則包括殷家胡同、王家胡同、丁家胡同、魏家胡同、彭家胡同、呂家胡同、梁家胡同、南家胡同等十六個較大的胡同，其中最繁華之處為臨近運河的中心大街與鈔關前臨河街，每天都人群熙攘，異常熱鬧。 　　 咸豐五年（1855）黃河銅瓦廂決口后，山東運道淤塞，魏家灣等沿運城鎮的經濟也陷入衰落之中�！对鲚嬊迤娇h志》載，“清平地瘠民貧，市物無珍異……貿易無貴重者，凡日用所給，肉一斤值大錢一百，雞大者二斤值大錢一百四五十，鴨大者四斤，值大錢二三百，魚蝦水族貿易者少……入境以雜貨為大宗，洋布、煤油次之，出境以雜糧、棉花為大宗，布匹、估衣次之，木材較臨清為豐，入春運販絡繹不絕，工無專業，商無大賈，合境之人無非農者……工商則百分之一二”[15]。可見清末魏家灣等地的經濟已難以與前相齊并論。
　　明清魏家灣商業的繁榮也促進了宗教信仰與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魏家灣有“七十二廟”之說，其中較大規模的廟宇為興佛寺、水南寺、奶奶廟，其中興佛寺為清平縣最大的宗教建筑群，明代曾多次重修，探花張天瑞曾撰碑文曰：“魏家灣，清平屬地也，灣之南舊有興佛寺，北向大殿一楹，珈藍殿翼于左，祖師殿翼于右，天王殿置于前，方丈回廊十有余楹”[10]。其布局嚴整，規模宏大。水南禪寺位于運河南岸，明正德年間創建，康熙十四年重修，占地約五畝。其他如天齊廟供奉黃飛虎、姜子牙，白衣堂供奉觀音菩薩，文昌皋供奉孔子，呂祖廟供奉呂洞賓，三官廟供奉天地水三官，關帝廟供奉關羽，較小的廟宇還有龍王廟、五神廟、真武廟、三義廟、土地廟等。除廟宇外，魏家灣在明清時期教育也比較發達，據家譜記載，明清兩代出了藺而如、張鵬、李清連、李振東、李德玉、魏西琨等近十余名進士、舉人、秀才。在運河文化考察中，我們查閱魏家灣《丁馬莊村志》得知，明清兩代，丁馬莊一村就出了三十五名生員，包括太學生、貢生、歲貢生、邑庠生、廩生等，據此估計，魏家灣明清兩朝有功名人數當超過百名，其數目非�？捎^。
　　明清魏家灣經濟相當發達，是山東運河沿岸重要的商業中心、物流基地、漕運碼頭，聚集了大量的商人、手工業者、服務人員，繁榮了近五百年，而商業的興盛也帶動了民間信仰的豐富與教育的進步，大量寺廟在魏家灣的分布，充分體現了該地具有宗教文化生長與發展的土壤，也證明了當地百姓精神信仰的多樣性。教育的發達與人才輩出，則是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造就的，是一種運河流域獨具特色的家族文化與社會文化。
　　4 河變兵起，城鎮衰落
　　明清運河城鎮的歷史變遷有一個明顯的規律，那就是北方城鎮經濟的崛起往往完全依賴于運河交通，自身與本土商業并不發達，經濟的繁榮多為外地商人所造就的，所以這種依靠單一交通優勢而產生的繁榮具有很大的不穩定性，一旦運道改變，就會出現大起大落的現象，而魏家灣、張秋、阿城、七級等城鎮就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明清兩朝運河雖時有淤塞，阻礙漕船航行，但因國家重視，不時疏浚，所以影響不是很大，但1855年黃河銅瓦廂決口后，不但運道被阻，水源匱乏，而且黃河改變了山東地區的水環境，使京杭大運河的利用價值日趨衰落。早在嘉慶年間，魏家灣所在的清平縣就“城多飛沙，隨浚隨積，加漕渠埋沒幾盡，人文風俗亦凋敝不振”[10]，運道已不甚暢通。咸豐元年（1851）黃河決口，又淹沒清平縣，水漫全境，百姓受災，城鎮被毀。咸豐五年（1855）“大水，河決銅瓦廂，由東明注菏澤，分流至張秋鎮，奪運歸大清河，曹州、濟寧、東昌以下皆水”[5]。光緒末年，隨著河東河道總督與運河沿線閘官、閘夫的裁撤，運河更處于一種無人管理的狀態，“自南漕折運，東昌、臨清間運河已成廢瀆，偶值夏秋淫潦，東昌西北自白家洼等處水無所泄，由涵洞灌入運河，直達臨清，百余里間商民用小船營運取便，一時涸可立待”[5]。此時的運河已經處于自生自滅的境界，水源完全依靠降水，與周圍的自然河道缺乏調劑與聯系，甚至成為排泄洪水的廢渠，漕運的作用不復存在。正是因為清中后期山東運河的衰敗，才導致了魏家灣等城鎮的沒落，交通優勢的喪失，不但使外地的商人不再來此貿易，而且本土百姓也失去了從事飲食業、服務業、商業經營的機會，進而導致了城鎮整體地位的降低。
　　清中后期頻繁的戰亂與匪患也是導致魏家灣衰落的重要原因。清末社會動蕩不安，山東運河流域更是戰亂頻興，匪盜遍布，這種現狀既使經濟與商業失去了賴以發展的穩定環境，也使百姓流離失所、商人遁身，基層社會秩序陷入混亂之中，很多城鎮被戰火所毀。如《續修清平縣志》載，“清平地當南北之沖，東臨高唐，陸路西接臨清，水路兵馬往來，被害甚巨，戶口凋敝”[5]。咸豐十一年（1861）堂邑縣宋景詩作亂，“三月十九日，匪徒從堂邑梁家淺渡運河焚掠而北，魏家灣戒嚴”，“五月十九日，匪徒復犯魏家灣，官兵擊之退。匪南犯賈寨，北掠康莊，勢甚披猖，團民奪氣，至是直犯魏家灣，適統領烏公帶歸化城馬步兵數百，至十八日駐縣城，知縣桂昌告急，烏星夜調撥，黎明抵魏灣，是時匪由土閘循運河西岸北行，團勇循東岸南行，戰于三孔橋，勇力不支，烏軍至，擊匪，匪潰，追奔數十里，適天大雨，收隊”[5]。除宋景詩外，還有邱縣、莘縣等地的教匪也紛紛起兵響應，“又河東土匪或數十人，百余人，冒賊剽掠，勾引臨清江家油坊，堂邑前后吳家莊、豆方屯等處踞匪，由丁馬莊、小辛莊、左家橋渡運，旋繞魏家灣，覷清平、高唐冬漕囤積魏灣未兌，知縣貴昌，魏灣巡檢彭年督團逆擊之，程官營匪退”[19]。清末的戰亂，對魏家灣是一個巨大的沖擊，它使因運道淤塞而日趨衰落的城鎮經濟更是雪上加霜，不但使百姓均受戰亂的荼毒，農業、商業陷入凋敝，而且導致城鎮被毀，商人離散，基層社會秩序陷入混亂，再也無法重振昔日的繁榮。
　　5 結語
　　明清魏家灣作為運河名城，具有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曾有過數百年的繁榮與興盛，無論是河道治理、商業發展，還是文化燦爛，這所有的一切都歸于運河的暢通與優越的地理位置，是國家漕運帶來了商業的發達、百貨的匯積、商人的云集，使其成為了山東運河沿岸的重要名鎮，但是這種缺乏多種條件支撐的繁榮，其根基是脆弱的，一旦失去了最主要的推動力，就會從高峰陷入低谷，從而再也難以重新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