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導讀:：尚簡”的特征在傳統文化中體現十分明顯。而是發展了一種悖論的詩學（apoeticsofparadox）”。
論文關鍵詞：簡，詩學，傳統文化

　　徐中玉在《中國古代文論的民族特色》[1]一文中專門把“重簡”作為民族特色之一。認為我們民族向來主張“辭尚體要”的。“尚簡”的特征在傳統文化中體現十分明顯。
　　一、“簡”的含義與理解
　　在古代中國的典籍中，“簡”可直接作為一個單音節詞使用，也可與其它語素結合構成雙音節詞。作單音節詞使用的例子如：“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2]（《論語·雍也》）“簡”與其它語素結合而成的雙音節詞在古漢語中主要有：簡要（簡明切要）、簡古（簡純古樸）、簡直（簡明質直）、簡明（簡要易明）、簡易（簡略而便易）、簡素（簡約樸素）、簡緣（簡省外務，猶言寡欲）、簡闊（疏略）、簡略、簡約（簡易節約）。[3]“簡”隨語境和結構形式的變化，含義也跟著衍變，由此，在總體上形成了一個頗為豐富的“簡”的語義譜系。這一譜系的直接語義層面歸納起來大概有六個方面：a 與“多樣”相對的“單一”；b 與“復雜”相對的“簡單”；c 與“矛盾性”相對的“一致”；d 與“深奧”“難于理解”相對的“簡明”；e 與“豐富”相對的“貧瘠”；f 與“篇幅長”相對的“簡短”。“簡”的意義衍生使對于“簡”的絕對準確的單一定義不可能出現，但這并不排斥可以有相對合理的語義規定。從現代學理的角度看，“簡”的最基本的意義規定可以描述為“在場之量少”。“在場之量少”這一描述的最大好處在于它充分注意了“簡”在古代中國的文化語境中實際上內含著一個悖論性的語義結構。“在場”可暗示有“不在場”的存在。“量”兼有對“質”的邏輯確認。“在場之量少”作為對“簡”的意義規定，因此有直接陳述和間接暗示兩個維度。在直接陳述的層面上，它對在場事物的量化形態作出否定性的描述，也就是說，它意味著“不多”。這正是作為單音節詞的“簡”和以“簡”為基本語素的雙音節詞首先要給出的最基本的意義規定。無論是與多樣相對的“單一”，與“復雜”相對的“簡單”，還是與“深奧”相對的“簡明”等等，可以說都是以“不多”為基本意義規定的詩學，也就是說都是對“在場事物的量化形態所作的否定性言說”。在間接暗示的維度上，“在場”可以同時暗示“不在場”，“量”可以反過來變為對“質”的指示。“在場之量少”肯定了“不在場”的“量”與“不在場”的“質”出現的可能性。中國古代對“簡”和“簡族”概念的使用，常常就正是兼賅“在場”和“不在場”、“量”和“質”這既否定又肯定的兩個方面的。它的直接語義是說“不多”，是否定。但它以某種“潛在的多”為基礎，以“潛在的多”為言說的意向性目標；就其潛在的意向來說，它是肯定。劉大櫆的《論文偶記》：“凡文筆老則簡，意真則簡，辭切則簡，理當則簡，味淡則簡，氣蘊則簡，品貴則簡，神遠易含藏不盡則簡，故簡為文章盡境核心期刊目錄。”[4]這里的“簡”一方面指篇幅簡短，詞語簡易，描述簡單，意思簡明等等，這是在場的量的一面。但同時，它又內含了真實真誠的“意”，準確精當的“理”，充沛豐盈的“氣”，無限豐富的“神”，這些就是“簡”中所含的“不在場”的一面，“質”的一面。美藉華裔學者劉若愚教授說：“對語言悖論的本質及詩歌悖論的本質的意識，促使中國詩人不是去放棄詩歌，而是發展了一種悖論的詩學（a poetics of paradox）”，即以‘以少總多’（saying moreby saying less）或以其極端的形式，以無言來盡言（saying all by sayingnothing）.因而在實踐中，中國文論形成了以含蓄代明晰、以簡明代冗長、以間接代直接、以暗示代描述等方式。”[5]劉教授所說的“以少總多”“以無言來盡言”的悖論雖主要是指中國詩學，但它首先正是“簡”和“簡族”語詞所內含的悖論。
　　因為蘊含否定和肯定并存的悖論性語義結構，“簡”因此同英語的對應性概念simplicity構成了鮮明的差別。simplicity 是simple 的名詞形式。simple 的意義包括easily understood or done（易理解；易做）；notcomplicated（不復雜）；artless（無人為）；insignificant（不重要）等等，simplicity的所有這些義項都是從否定的角度言說的。“簡”的否定和肯定并包的語義結構形式同中國古代文化對“簡”的崇尚緊密聯系在一起。這一語義結構不僅直接指示了古代中國人對“簡”的認知性理解，而且揭示了古代中國文化尚簡價值意向的構成。作為語詞的“簡”（包括以簡為基本語素構成的簡族語詞）是古代中國人對“簡”的經驗意識的凝結。“簡”的語義結構體現的是中國人頭腦中的“簡”的經驗結構和意識結構。由于這一結構同時具有否定和肯定兩個方面，中國人對“簡”的現實追求因此具有了獨特的合理性。這一獨特的合理性可以從多方面加以體認，就其“高處”而言，可以直接關聯到這樣一種形而上層面的論證：否定和肯定的并包暗喻了破除和建設、死滅與再生的統一詩學，這無論是對于主體還是對于客體，都具有言說的真實性。也由于有其合理性，尚簡因而具有了超越一定時空范圍的普適性。
　　二、尚簡意識在古代中國文化中的普遍表現
　　在古代中國的文化典籍中，尚簡作為一種價值意識，有時通過對于“簡”和簡族語詞的直接援引表現出來。《易·系辭上》：“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之，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6]“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義配至德。”[7]《易》在這里談的是宇宙本體論。作者的意思是說：《易》的內容是簡明的，宇宙的本真性存在也是簡約的。“簡”既是《易》一書的言說特征，同時還是與“天地”、“陰陽”、“至德”相匹配的并與之等質的宇宙的本體性規定。《易》一書對中國文化觀念和中國民族精神的形成影響深巨。宇宙本體是古代中國人尊崇敬奉的最高權威。《易》對于“簡”的推崇；“簡”在宇宙本體論層面的定位，這兩方面不僅是充分表明了《易》一書自身的理論立場，同時也清楚地喻示了“簡”在整個中國文化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
　　中國古代對簡的崇尚更多的時候是一種沒有直接言明的心理上的認同的存在，并不一定，或者說并不需要通過對簡族詞語的援引表達出來。這種純粹意識性的存在，表現在很多方面。
　　首先，中國古代的語言文字就具有強烈的尚簡特征。
　　漢字屬于表意文字，本身含有豐富的信息量。是由音、形、意、三位一體構成的，而且一詞多義，包含有象形、引申、假借等，因而無需多費字詞就可以表達豐富的含義。“漢語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形而上’的語言，它主張‘以神統形’，重意輕言，只要能夠意會，理解，形式上就可以‘人詳我略’”。[8]漢語的詞匯具有極大的彈性。詞性不存在特定的規定。名詞、動詞等也沒有明顯的區別。在不同的語境中，同一個詞可以具有不同的詞性。漢語的語法結構，比較自由，構詞靈活，沒有形成那種嚴密而周全的表述方式。漢語句子組織多是虛實相間、有無相生。漢語的這些特點本身既表現了簡，同時也保證了漢語話語言說的簡約。古漢語中大量修辭方法的運用，在很大程度上同樣促進了漢語言說簡約性的形成。“中國古代的修辭觀從一開始就以‘意旨’的修煉為其著眼點，以‘言近而旨遠’為修辭的理想境界。……修辭之術在古人心目中僅僅是為特定的修辭之意而設的手段。為了喻意深遠，中國古代修辭學不像西方古代修辭學那樣惟技巧是求，技巧至上詩學，而是寧愿盡可能地‘省略’技巧，淡化技巧，求其簡約淺近，‘不下帶而道存焉’”。[9]郭紹虞指出：“中國人思想是很能從錯綜復雜的現象中理出頭緒，尋出規律，使之簡易化，然后再從簡易入手，駕馭各種變化和復雜事情的。”[10]漢字的構造和漢語的使用正體現了中國人善于使復雜的事物“簡易化”的能力。
　　第二，在生活方式和行為模式方面，古代中國的文化經典大都提倡簡樸、簡素、簡緣。
　　孔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11]孔子的得意弟子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核心期刊目錄。”[12]從上述記載來看，孔子和顏回追求的生活方式都是很簡單、簡樸的。
　　同樣的觀念也存在于道家的思想中。老子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圣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13]繁瑣、過分的聲色感官追求會讓人迷失自我、喪失正常的理智，出現如魏源所說的“視久則眩，聽繁則惑”的現象。因此，老子提倡“見素抱撲、少私寡欲”[14]，過簡單的生活。生活越是簡單簡樸，在老子看來就越幸福。老子的“小國寡民”：過的就是既簡單又幸福的生活：“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15]生活既以簡單簡樸為目標，人的在世活動也應該力求簡化。
　　老子說：“大巧若拙詩學，大辯若訥。”[16]莊子說：“既雕既琢，復歸于樸。”[17]“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靜而圣，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18]“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閑，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19]老莊在這里談到的“拙”“訥”“寂寞無為”都意味著對現實人生活動的盡可能的取消。在老莊看來，在世行為的簡化是宇宙本體的規定（“天地之道”），是最高的人生境界（“圣人之德”）。
　　第三，在心理、精神、思維、意識的層面上，古代的思想家崇尚簡單、簡明，簡易。
　　道家認為社會的混亂、動蕩是因為知識、智慧、經驗太多。因此他們提倡“絕圣棄知”，要求盡可能地放棄認知，讓自己的頭腦變得簡單，讓自己的心理處于一種無思無欲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