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震
論文關鍵詞：摘要:產生于蒙古族統治之下的文學樣式——元雜劇,在具體的創作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蒙古族文化習俗的一定影響,如稱妻子為“大嫂”就是受其“收繼婚”習俗影響而體現在雜劇的創作當中的。對于這一點,中山大學的康保成先生曾做過闡述,不過對于他的某些觀點,筆者不敢完全贊同,故而在康先生的基礎之上對此問題再做一簡單的探討

　　1997年康保成先生在《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6期上發表了《元雜劇呼妻為“大嫂”與兄弟共妻古俗》一文，對元雜劇中丈夫為何稱呼妻子為“大嫂”這一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認為這與古代兄弟共妻這一習俗有關。但對于康先生其中的某些觀點，筆者不敢完全認同，故在此且將自己關于此問題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提出來，以求大家指正。

　　元雜劇中，丈夫對妻子有許多不同的稱呼，如“娘子”、“渾家”、“大嫂”、“婆婆”等。稱妻子為“娘子”、“渾家”較為常見，也容易為后人理解，但稱妻子為“大嫂”或“婆婆”，卻很讓今人費解，所以我們有必要對這一類特殊的稱謂，作一探究。

　　據康先生在《元曲選》一百種雜劇的統計中，以呼“大嫂”呼妻的就有二十三種，如：

　　大嫂，我待要應舉走一遭去。（《看錢奴買冤家債主》楔子周榮祖云）

　　大嫂，你為甚么跪在這里？（《錢大尹智勘緋衣夢》第三折裴炎云）

　　家里有個丑媳婦，叫出來見大人。大嫂，你出來拜大人。（《魯齋郞》楔子李四白）

　　可見，對妻子以此種稱呼，在當時是非常普遍的。

　　至于為什么呼妻子為“大嫂”這一原因，康保成在其論文中寫到，這是人類兄弟共妻風俗流行的結果。“兄弟共妻”即長兄去世之后，弟弟娶寡嫂為妻的一種古老習俗。

　　而“兄弟共妻”實則就是在少數民族中間所盛行的“收繼婚”，它是蒙古等民族游牧時代一脈相傳下來的習俗，是他們進入中原以前的主要婚姻形式。這種頗為奇特的“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隋書·突厥傳》）婚姻方式，即父死，兒子可娶后母為妻；兄弟死，其弟可娶寡嫂為妻。史書稱之為“妻后母，報寡嫂。”當代人類學家稱這種婚姻為“收繼婚”。

　　在宋金元時期，女真、蒙古各族，依然保留著弟娶寡嫂的風俗，雖入主中原，但其風不改。到了元代，“父死可娶其父之妻，惟不可生母耳……兄弟死亦娶兄弟之妻”的收繼婚俗一直流行于蒙古族之中，《三朝北盟會編》卷三謂蒙古族：“父死則妻其母，兄死則妻其嫂，叔伯死則侄亦如此。”《清稗類鈔·婚姻類》云：“蓋匈奴之俗，父死娶其后母，兄弟亡收其妻。元人入主中原，其風不改。”并且尤其是南宋以后，北方少數民族與漢族通婚的現象日普遍，在各民族交流不斷加強的情況下，漢族同樣也受到了少數民族某些習俗的影響，這當中就包括“兄弟共妻”這一習俗。故在此種情形之下，康保成先生在此文中說：“元人在婚姻問題上比較宋明開放的多。在元雜劇中，少女私奔、寡嫂再醮，妓女從良都不是什么稀奇事。而夫兄弟婚中之‘報嫂’風俗，比之異輩轉房制如妻后母、娶寡嬸之類，要容易接收得多。”

　　因此康先生得出這樣的結論：“既已‘作嫂多年’，其弟以嫂為妻，仍應以‘長嫂’呼之。”“‘視長兄之妻為妻’，就是把大嫂看作妻子，其實此仍是長兄之妻。這種情況，如果在稱謂上反映出來，就正與元雜劇中呼妻為‘大嫂’相合。不難推測，其弟以嫂為妻，仍應以‘長嫂’呼之。”

　　對于康先生的這一結論，筆者還是比較認同的，因為在相關的元雜劇中就提到過兄弟可以娶自己的大嫂為妻，如在馬致遠的《馬丹陽三度任風子》中就有這樣的記載：

　　小叔云：“說的是，哥哥，你若休了嫂嫂，我就收了罷！”

　　由此可見，蒙古族等少數民族的這種“收繼婚”習俗，對當時漢人的影響是非常大的，進而體現在元雜劇中就是丈夫稱呼妻子為“大嫂”。

　　但除此之外，康先生還認為，在“元雜劇中，‘大嫂’是對妻子的專稱。……而對已婚婦女的敬稱，則用‘嫂子’，或在‘大嫂’前冠以姓氏，如張大嫂、李大嫂等，以示與‘大嫂’呼妻有別。”

　　對于康先生這個觀點，筆者很是不贊同，因為筆者在閱讀元雜劇文本的過程中發現，在元雜劇當中，還存在著奸夫稱呼姘頭為“大嫂”的情況，如在《勘頭巾》中，劉平遠員外之妻與太清庵王道士有染，唆使王將劉殺死，王云：“我殺了劉員外也，拿著這芝麻羅頭巾減銀環子，回大嫂話去來。”對于這一情況，康先生認為，這也是“報嫂”制的遺跡，但筆者卻無法從中窺出所謂“報嫂”制的痕跡。

　　而對這種呼情婦為“大嫂”的情況，康先生認為“這說明呼妻為‘大嫂’絕非從弟稱。”但筆者在白樸的《墻頭馬上》當中卻發現了稱別人妻子為“大嫂”的情況，而此處女子絕非姘頭或情婦：

　　“院公云：相公不合煩惱，合歡喜……老漢買羊去，大嫂（指李千金）請房里去者。”

　　此處，院公只是一個仆人，卻呼其女主李千金為“大嫂”，筆者認為這是由于之前院公稱裴少俊為“哥哥”：

　　院公云：“哥哥（指裴少俊），一歲使長百歲奴，這宅中誰敢提起個李字。”

　　故此處院公稱李千金為“大嫂”，就是——從弟稱——對李千金的一種尊稱而已。

　　此外，在高文秀的《黑旋風雙獻功》中，也有稱別人妻子為大嫂的的記載：

　　李逵云：“不知什么人將大嫂（指孔目妻）拐的去了。……誰想那哥（指孔目）正告在了拐了俺大嫂的白衙內根前，如今把哥下在死囚牢里。”

　　這里李逵之所以稱孔目妻為大嫂，原因也正在于他將孔目當作了自己了“哥哥”，這一點在文中表現的非常明白，在此不做贅述。

　　在《墻頭馬上》一劇中，我們從某種程度上完全可以將院公當作是裴少俊的弟弟，而兄弟本就應當稱其兄之妻為“大嫂”，這本是無可非議的。而康先生在此處卻似乎是玩了一個文字游戲，他在論述兄弟在娶兄之妻為妻后，說“作嫂多年，其弟以嫂為妻，仍應以‘長嫂’呼之。”這里他故意將其寫為“長嫂”而非“大嫂”，而實際上“長嫂”和“大嫂”本來就沒有多大區別，況且如果按照康先生的觀點，此處院公稱李千金當為“裴大嫂”，以示與呼妻“大嫂”有別，可是白樸在文章當中卻并沒有如此書寫。

　　通過以上兩個例子的說明，筆者認為在此處稱他人妻子為“大嫂”就是一種“從弟稱”，而不是如康保成先生所說的那樣，在元雜劇中，“大嫂”只能是丈夫對于妻子的一種專稱或不是從弟稱。

　　故筆者認為，在元雜劇中，呼妻為“大嫂”的情況是受了蒙古等少數民族“收繼婚”的影響，但也并不是完全如康保成先生所說的那樣，“大嫂”一詞僅僅是限于丈夫對妻子的專稱，而實際上還應當適應于丈夫的兄弟，呼妻為“大嫂”也當是一種從弟稱。同時，我們還必須具體事件具體對待，對于呼妻為“大嫂”，我們一定要考察它所處的語境，而不能妄下結論，如在鄭廷玉的《崔府君斷冤家債主》中：“和尚云：‘大嫂（指張善友妻），你怎么要賴我的？’”此處這樣的稱呼，就是對一般已婚婦女的尊稱，而沒有其它具體的實際意義。

參考文獻：
[1]王曉清.元代收繼婚制述論[J].內蒙古社會科學198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