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導讀:：試論《孔雀東南飛》中劉蘭芝的性格悲劇，語文教學論文。
論文關鍵詞：試論《孔雀東南飛》中劉蘭芝的性格悲劇

　　敘事長詩《孔雀東南飛》是漢樂府民歌中的杰出作品，它敘述了焦仲卿、劉蘭芝真心相愛卻無法相守、最后以死相殉的愛情悲劇。與其說焦劉的悲劇是封建禮教、封建家長專制迫害所致，倒不如說他們的婚姻悲劇與劉蘭芝的性格有著更大的關涉。特殊的時代生活和社會歷史環(huán)境塑造了劉蘭芝追求個性解放以及自由的叛逆性格，而中國傳統文化“個人”和“自由”的缺失，又最終導致了劉蘭芝個人的反抗在“倫理本位”的社會面前注定以失敗告終。也就是說，劉蘭芝特立獨行的性格，導致了她婚姻和愛情的悲劇。劉蘭芝的性格悲劇所揭示出來的社會意義，也正在于社會傳統的巨大滯后影響力對于初生歷史的窒息性。
　　一、混亂的社會、特殊的家庭環(huán)境塑造了劉蘭芝獨立自主的個性
　　 《孔雀東南飛》發(fā)生的時代背景是東漢建安末年，在漢獻帝(公元196-220年)在位的25年之中，這是一個政治黑暗、軍閥混戰(zhàn)、瘟疫橫行、民不聊生的混亂年代。漢代的最高統治者一直都很重視表彰儒學與孝道，從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口號，到儒家思想正式被確立為官方正統思想就說明了這一點。
　　然而到了建安時代，情況卻發(fā)生了逆轉，如曹操在“舉賢勿拘品行令”中，公然要求群臣在舉薦人才之時，可以無視其人品的仁孝與否。孔子的后裔孔融對親子關系發(fā)表了更為大膽的議論： “父之于子，當有和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fā)耳。子之于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后漢書·孔融傳》）“被儒家視為莊嚴神圣的親子間的倫理道德，在這種大膽的思想面前被撕的粉碎，化為赤裸裸的生物現象了” [1]（P279）。由此可見，儒家思想及其反復倡導推行的禮教已經從統治地位下滑至崩潰的邊緣。在這樣一個觀念劇變的時期，重視自身生命、情感，重視現實人生的意識已經興起。“人性真率的赤裸裸的表現，不以道德規(guī)范的豐富多彩的個性，不拘一格的存在方式，大量活生生的事物因此而展現或被創(chuàng)造出來。”[2]（P243）在這樣的大環(huán)境下，傳統的禮教標準被顛覆，對婦女的言行也隨之減弱。劉蘭芝也正是在這樣一個封建禮教束縛相對寬松的家庭中長成。從詩中的敘述我們得知劉家處于掌權地位的是劉兄，因此很多人推測劉蘭芝的父親要么已經過世，要么長期在外，父位的缺失往往會迫使兒女趨于早熟。因此劉蘭芝剛強自立、倔強能干的性格不能不說與劉家以兄代父的家庭特點有著密切的聯系。劉母是典型的封建禮教傳統下的婦女形象語文教學論文，嚴格恪守著“三綱”、“五常”，缺乏主見；劉兄性格上的暴躁專橫，使得劉蘭芝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家庭環(huán)境下遇事不得不要有男子的勇氣和膽識—— 面對事情只有具有了透徹的分析與預見性，才能使家庭及個人避免陷入受欺凌的境遇。
　　二、封建禮教、封建家長專制與劉蘭芝特立獨行的性格之間的矛盾導致了悲劇
　　周禮云，女子有四德：“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3]卷第二天官宰下（P10）《內則》要求的女子禮儀：“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zhí)麻臬，治絲繭，織紉組訓，學女事以共農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禮相助奠。”）[4]卷第八內則第十二（P29）詩中劉蘭芝自述自己“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可以劉蘭芝從小就接受了正規(guī)的封建禮教教育。“……焦仲卿妻篇：‘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蔥根，口如含珠丹’何工于賦美人也！……古人重其行，兼及其容。婦容不與德、言、工并列耶？”[5]（P72） 由此可見劉蘭芝是完完全全的接受了其所在的封建時代所要求她必須接受的閨德教育，并掌握了作為一個賢妻孝婦應該掌握的各種禮節(jié)和技能，是一個才貌雙全的女子；但劉蘭芝自尊、敏感以及倔強個性的釋然，又注定了她在封建家長專制的代表——焦母面前不會逆來順受，忍氣吞聲，因此婆媳之間的矛盾不可避免的愈演愈烈。在深處逆境，不斷受到外界力量的擠壓之時，封建閨德束縛下的劉蘭芝身上所具有的勤勞善良的一面就被剛強的一面所取代而占了上風。她對婆婆的刁難挑剔，即使礙于禮法雖不敢公然反抗，也難保沒有怨怒之情形于色，這就不可避免的成為焦母眼中所認為的“此婦無禮節(jié)，舉動自專由”。滿懷委屈和怨憤的劉蘭芝為了維護自身的人格尊嚴，反抗焦母的專制，她毅然的突破封建時代女方以歸休為恥辱的常理，自陳“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譴歸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當剛強的性格與封建家長專制激烈碰撞之后，劉蘭芝也就開始走上了一條人生的不歸之路。
　　劉蘭芝的個性不僅表現在其對婆婆的反抗中還表現在她對丈夫的不滿上，她并沒有像舊時的女子那般雖獨守空房卻不敢有任何抱怨，反而是一針見血的斥責起丈夫“勿復重紛紜……仍更被驅譴，河言復還來？”。在封建時代，已婚女子被遣返回娘家是極為不光彩的事情。通常被譴的女子總是自嘆命苦，以淚洗面，而劉蘭芝堅毅的個性卻使她在如此的情況下顯得從容鎮(zhèn)定，沒流露出任何的軟弱和狼狽。臨別時，穿起嚴妝“事事四五通”，十分的考究，末了還“纖纖做細步”顯示她的“精妙”和“世無雙”。既肯定了自己的魅力，還表現出自己的存在與價值。這種帶有炫耀性質的打扮，既是對焦仲卿不能堅決保護愛情的軟弱行為提出的沉默的批評，更是對焦母發(fā)出的無言的挑戰(zhàn)。
　　社會造就了劉蘭芝追求個性解放以及生命自由的性格，而這樣一種性格又促成了她愛情高于生命、自尊高于愛情這樣一種價值認同。從劉蘭芝特立獨行的主動要求譴歸到她的再嫁、再到她用生命進行抗議之時，她的婚姻悲劇、愛情悲劇背后無不折射出她的性格悲劇。
　　三、“個人”、“自由”觀念缺失，社會中的艱難反抗注定了反抗者必將以失敗告終
　　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是以家庭為中心的社會，按梁漱溟的話來說是一種“倫理本位社會” [6]（P11），每個人都生活于一定的倫理關系之中，這樣一種社會大環(huán)境必然會影響和制約社會中每一個個體并使個體成為社會所需的“合格產品”，即每一個個體都在社會生活中扮演著社會所賦予他（她）的某一特定角色，角色又規(guī)范了個體的思想和行為。因此，個體對于其所承擔的角色是否稱職直接關涉到“個體的生活質量和一生命運的順逆” [7]（P34）。在焦家，焦父去世，焦母守寡并一手帶大焦仲卿兄妹，長期操縱著家庭大權，是封建家長制的典型，傳統“三從”、“四德”的觀念已經成為焦母根深蒂固的思維定勢。而劉蘭芝作為新一代人，帶著“自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的家庭文化烙印走進焦家語文教學論文，持續(xù)幾年都沒有完成其所承擔的角色轉換，即她始終沒有改變作為一個媳婦在她所處時代不應該有的“舉動自專由”的個性特點。在焦母的思維定勢中，她所需要的是一個孝順的兒媳，一個在她眼里看來能夠讓其兒子“得自由”的兒媳婦，但劉蘭芝在焦母眼里偏偏是不能讓她的兒子“得自由”的女人。在劉蘭芝三番五次的打破焦母固有觀念中的倫理綱常之時，婆媳之間的矛盾沖突就不可避免的產生、激化，直至最后演變成一場無法收拾的悲劇。
　　既然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倫理本位社會，那么作為這個社會中的一員，盡管他是一個自然人，應該過著自然的本性的生活，但在漢代占統治地位的儒學家卻竭力把人倫理化，讓他過一種“倫理人的社會生活” [8]（P102）。“所謂倫理人的社會生活，必然遵守古代圣賢的禮法和固有的道德，克制自己的情欲，統治自己的生活，使自己能夠在社會上成為一個道行優(yōu)良、理智堅定的善人。”[8]（P102）在這樣一種倫理本位社會中，“個人”、“自由”的觀念是不存在的，人不是在為自己而存在，而是為了倫理關系中的對方而活。盡管劉蘭芝所處的魏晉時代重視自身生命，追求美好情感的意識已經萌芽，但他們所處的生活環(huán)境卻沒有絲毫的變化：“家長未變，社會未變，依舊是衛(wèi)道士們在利用著禮教、家長的特權在行惡，惡勢力還是以其強大的慣性摧殘著一切” 。[9]（P85）禮教束縛在一定程度上的減輕并不意味著它的消失。即使是追求美好自由的愛情在禮教的重重規(guī)范和壓抑下也依然被視為 “舉動自專由”的不合倫理之舉，也就注定了劉蘭芝的抗爭在嚴酷的事實面前只能是飛蛾撲火。
　　綜上所述，劉蘭芝的婚姻悲劇在于她沒有認清自己所處的時代和社會特點，更在于她倔強、敏感的性格特征使其沒能很好的完成個體社會化的歷程，而任由其性格發(fā)展，因而沒有扮演好倫理本位社會所賦予她的兒媳婦應盡的角色，以至于遭受了人生的巨大挫折，直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可惜的是，劉蘭芝的一句“兒實無過錯”，說明了即使在被休棄之后，她也沒意識到正是她“舉動自專由”的性格為她種下了婚姻悲劇的苦果。
　　總論
　　劉蘭芝的性格悲劇所表現出來的深層意蘊是傳統與現實之間的必然沖突，盡管魏晉時期人性覺醒已經成為一種自覺，劉蘭芝這樣一個有著自尊自愛的性格以及勇于反抗精神的女子依舊不能見容于這個以倫理本位為核心的封建社會。劉蘭芝的抗爭也只是一種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違背這些要求的封建禮教之間的一種不自覺而且沒有出路的沖突[10]（P76）。特殊的時代和社會塑造了劉蘭芝特立獨行的性格，而恰恰又是這種性格導致了她婚姻和愛情的悲劇。劉的性格悲劇所揭示出來的社會意義也正在于社會傳統的巨大滯后影響力對于初生歷史的窒息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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