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研究生教育可以追溯到上世紀30年代。1935年到1949年,我國有200多名研究生被授予碩士學位。新中國成立后研究生教育有一定發展。從1950年到1965年,共招收研究生2.3萬人。196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研究生教育中斷了長達12年之久,直到1978年,我國恢復研究生招生制度,開始有了現代意義上的研究生培養,因為改革開放以前的研究生,既不經過嚴格的入學考試,又不授予學位。198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第一部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過學位條例》,1981年,開始招收攻讀碩士、博士學位研究生,從此,我國的研究生教育進入了蓬勃發展的新時期。時至今日,研究生教育已有三十多年,這三十多年來,我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研究生的價值觀也隨之發生改變。
研究生群體的價值觀與他們所處的時代背景有著密切的聯系。每一個年代的研究生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當時的政治環境、經濟環境的影響,每個研究生的價值觀無不打上了深刻的時代烙印。因此,要真正了解研究生價值觀必須結合當時的社會環境,在不同時代社會環境的變遷中考察研究生的價值觀。
一、國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建國后到80年代初,研究生價值觀的突出特點是高度統一的重國家輕個人。當然這種統一的價值觀建立在當時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之上,強調服從統一,要求全社會有統一的價值信念和全社會成員遵守統一的道德準則,是與之相對應的價值觀的體現。在“文化大革命”中,政治價值觀的絕對性達到了極致,所謂“無限忠誠”、“絕對服從”、“兩個凡是”都是典型體現。80年代初期,盡管已經開始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但當時的改革開放僅僅在小范圍內,全國范圍處于剛剛起步階段。全國人民的價值觀包括研究生的價值觀還是停留在建設時期“人民公社“、“大鍋飯”這樣的集體主義觀念中,因此這一時期與建國以后價值觀念沒有質的變化,作為一個時期討論。在此背景下,像雷鋒這樣愛憎分明、立場堅定、艱苦樸素、公而忘私的精神品質成為人們所敬仰的偶像。保爾?柯察金的經典名言“人最寶貴的是生命,這生命屬于我們只有一次,一個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愧。這樣,在他臨終的時,他就可以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經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全人類的解放而斗爭。”這可以說是對集體主義最為完美的詮釋。但是當時學生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建立在失去個體的基礎之上,“我是一顆螺絲釘,哪里需要哪里釘;我是革命一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是那個時代研究生甚至是所有學生、人民的典型話語。并且,當時的研究生是在經歷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幫”以后經過考核擇優錄取的,因此,這一代的研究生都十分珍視這一個來之不易的深造機會以及黨和人民給他們創造的學習條件,相比于其他時代的研究生,他們懷有更為強烈的愛國心和事業心,渴望為振興中華、實現“四化”貢獻自己的一切力量,犧牲自己的一切利益。根據1986年“研究生與社會――對全國研究生狀況的調查”,當“尊重自我”與“服從社會”發生矛盾時67.51%的人選擇服從社會。所以,當時的研究生以及全國人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顯著特征就是整齊劃一,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可以概括為在抹平每個人個性的基礎上建立的一種高度統一的國家至上的集體主義價值觀。
二、個人的意志充分彰顯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全國不僅在經濟上開放了,更是思想上的開放,研究生的自我意識得到重視,追求自己認為有價值的東西,并且人與人之間的寬容度也增強,根據90年代的一項調查,當被問到發現一個人的日常行為方式與大家很不一致時,您的看法時,9.4%的研究生認為每一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獨特的行為方式,此人值得贊賞;65.5%的研究生認為只要他自己覺得好,別人沒必要說三道四;23.4%的研究生認為這個人應該注意別人對他的看法,適當作些改變;只有1.2%的研究生認為他應該盡量改變自己求得和大家一致。可見大多數研究生相信沒有普遍不變的行為準則,對別人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采取寬容、不干涉的態度。因此,研究生的個人需要、利益需求、生活方式、個性等都差異越來越明顯,呈現多元化的趨勢。21世紀,隨著網絡的發展,信息量較之前傳統媒體時代大大增加,信息的傳遞越來越便捷,自媒體的發展更是拉進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拓寬了研究生的視野,思想觀念的交鋒也更加開放和自由,各種不同的聲音來自四面八方,“主流媒體”的聲音被減弱,人們不再接受被一個統一的“聲音”告知對或錯,每一個人都能從獨立獲得的信息中對事物作出判斷和決定,以泯滅每個個體的個性為代價的一元的集體主義不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多元化是研究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呈現出的典型時代特征。在通過對研究生的訪談中,我們發現研究生價值觀多元化十分明顯,無論是對自身未來的規劃、對理想和物質的關注還是對國家的建設、社會問題的態度他們都有著自己不同的看法,例如,有些研究生認為自由是一種制度,讓每個人能夠在法律范圍內行使自己的權利;有些研究生認為自由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科研,干事業,不用考慮物質的東西、不用考慮別人的看法;有些研究生說自由就是一種輕松的心境;也有些研究生認為自由就是敢于追夢,在自己的最美好的年華里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做自己想做的事,看以往沒見過的風景,體會異于常人的心情,用自己的眼睛和雙手尋找自己存在的價值,并且,遇見最優秀的自己。盡管每個人的對于自由的看法不同,但是誰也沒有理由認為別人對自由的看法是不對的或是可以抹煞的,盡管對自由的價值解讀不同甚至不能認同,但是依然彼此尊重對方的觀念。又比如,同樣是熱愛祖國和集體主義,也不再是一味地犧牲自己的一切服從國家的分配,當代研究生認為愛國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做好自己的事情也是愛國,堅持自己的想法也是愛國。愛國可以是投身國家的事業中工作,也可以是自己創業為國家的建設增添亮色;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是愛國,相反,監督政府,指出批評當前國家建設中存在的問題也是愛國。 三、國家與個人尋求統一
90年代以后,隨著改革開放在全國的深入,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個人利益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人們開始關注作為個體的人的價值,漸漸認識到計劃經濟時期那種完美的集體主義是被抽象地、片面地強調,他們將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對立起來,盡管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但是長時間下去這種脫離實際的集體主義將無法繼續。在這樣的背景下研究生的自我意識得到確立。追求個人利益,強調自我價值是這一時期研究生的社會主義最核心的價值觀。根據1993年吳湘韓對當時高校研究生價值觀的調查,發現當時的研究生在人生價值目標及其實現途徑上,強調自我實現、自我奮斗和自我選擇。有部分研究生認為:不斷地努力去實現身己的潛能和價值最重要,把它排在第一位的占51.6%;認為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主要依靠“個人努力”和“個人天賦和能力”,把兩者排在第一位的合占65.4%;54.6%的研究生同意“要是出于我個人的選擇,即使錯了,也是有意義的”。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確認和肯定個人正當利益的正當性,使每個人的才能、智慧得以發揮已經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然而,隨著我黨的工作重心從政治向經濟的轉移,商品經濟在中國大力飛速地發展,物質利益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在集體利益至上時期那種“一不為名,二不為利,甘當人民的老黃牛”的大公無私的價值取向漸漸被摒棄,轉而“為錢正名”、“為個人利益正名”。并且80年代商品經濟還不充分,單位與單位之間、個人與個人之間收入差距較小,研究生們普遍對利益不太重視。1980年的調查中,有這樣一個問題:“據說哈佛大學教授收入少,但社會地位很高。相比那種收入多,但社會地位較低的職業來說,你愿意選擇地位高但收入少還是地位低但收入高的職業?”85.62%的研究生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前者,可見,在權衡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時,研究生的選擇重心偏向前者。功利化的傾向在80年代末開始并在90年代成為一種普遍的價值觀。根據90年代初進行的調研描述:90年代初的研究生淡化了對理想的追求,普遍采取現實主義的人生態度,偏重現實利益,其價值觀實用性傾向明顯。我們與之座談、訪談的研究生普遍認為,現在的研究生務實,看重實在的東西,沒有什么遠大的理想,同時虛幻的東西也少了。當時全國高校有不少研究生退學經商。越來越多的研究生意識到金錢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95.4%的研究生同意“錢不是萬能的,但沒錢卻是萬萬不能的”這一觀點,甚至有13.5%的研究生認同“錢就是一切”這種極端觀點。而在職業選擇上,“個人發展前途”、“收入”、“興趣”居前三位,而“聲望”、“對社會的貢獻”退居第五、六位。這說明研究生注重自我價值,偏重物質利益,社會責任感弱化。這一時期的研究生對于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表現為盲目的功利化的個人利益至上的價值傾向。這種庸俗化的追求自身利益的滿足的價值傾向持續相當長的時間。
十六大以后,隨著我黨對于改革開放中問題的反思,特別是對金錢過度看重和強調而帶來的一系列問題的反思,讓人們以及研究生群體看待金錢以及個人利益也更為理性。在訪談的研究生群體中,幾乎沒有發現完全以國家集體為做事準則或者純粹以個人利益為導向的學生,大多數研究生還是理性地考慮個人選擇與國家命運的平衡,他們非常認同“以人為本”的價值觀念,但同時,國家社會的發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們不贊成完全以個人利益為中心,將別人和集體的利益置之不理的狹隘價值觀,考慮個人利益無可非議,但是以損害別人和危害社會為代價,作為國家的公民,作為高學歷的研究生群體,理應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自覺將自己的事業與國家的發展結合起來,既實現自己的價值,也為國家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所以,當代研究生不再是沒有自我的一元集體主義,也不是盲目放大個人利益的功利主義,而是在集體中尋找自己的價值,逐漸凸顯出自己的主體意識,他們充分意識到了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兼容性,努力平衡國家和個人之間關系,尋求個人價值和國家利益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