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文化業態是指憑借互聯網和數字技術支持而衍生出來的、與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有關的文化業態，其產品附加值高，是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新引擎。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運用高新技術創新文化生產方式，培育新的文化業態”。十七屆五中全會及“十二五”規劃均提出，要“發展新型文化業態，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十七屆六中全會的主要議程之一就是研究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十八大提出“促進文化和科技融合，發展新型文化業態，提高文化產業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水平。”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文化體制機制創新，鼓勵非公有制文化企業發展，降低社會資本進入門檻”等。這種高層重視以及《文化產業振興規劃》、《關于金融支持文化產業振興和發展繁榮的指導意見》、《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等相關政策推動著文化產業尤其是新型文化業態及其投融資方面的相關研究與發展。“兩型社會”建設是世界各國共同追求的發展目標，與新型文化業態及其投融資關系密切。本文擬對國內外的相關研究及其最新進展進行綜述并得出相應啟示。

　　一、新型文化業態特征、分類、發展等研究

　　國外關于文化產業的研究較早，但缺乏新型文化業態特征、分類等方面的研究。國內這方面的研究有：趙立志分析了新興文化產業的特征以及四川的數字內容、文化旅游、版權等新興文化產業的發展現狀，提出了克服體制障礙、加大政策扶持等對策。張君君以湖南省為例，對文化產業新業態的含義、分類、產業特征以及湖南省文業產業新業態的發展現狀、存在的問題及對策進行了分析，提出了盈利模式及融資模式的問題。王曉波、郭欣、楊帆以保定市為例進行分析指出，培育文化產業新業態需要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改革管理體制及運行機制。趙瑞政根據山西新型文化業態的發展狀況、培育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改革相關體制機制、出臺相關保障政策等對策。這些研究以局部區域為對象，對新型文化業態的特征、發展狀況及對策等進行了分析，且涉及到體制機制、政策等方面，打下了一定基礎，但不夠系統、深入。杜麗芬、王國平和劉凌云對“新興文化業態”的概念、分類及特征等進行了分析，但未涉及投融資等方面。劉忠指出新興文化業態所具有的“新”特點、作用、制約因素及其光明未來，提到了投融資渠道不暢的問題，但未深入進行分析。肖榮蓮分析了新興文化業態的產生背景、特點以及意義與發展路徑。黃偉一提出了新型文化業態的發展需要政府與民間組織的共同努力、其發展關鍵是要解決融資問題等建議。郭雁鴻從系統科學、產業經濟學、傳媒經濟學角度分析了新型文化業態的發展機理。這些對我國新型文化業態的發展狀況及機理等進行了研究，但未及其它。葉朗對2012年動漫游戲、網絡新媒體等新型文化業態的發展相關情況進行了歸納與分析，還涉及到電影投融資狀況等的分析，對我們具有啟發意義，但還不夠全面。崔文貞對新型文化業態的概念、分類以及對策進行了分析，并指出要提高專業化發展水平、實施更加優惠的稅收政策等。這些研究涉及到新型文化業態的公共政策方面。楊寧對已有新興文化產業的理論研究進行了綜述，認為包括作為文化產業組成部分的新興文化產業研究及作為獨立研究對象的新興文化產業研究兩部分，并對其研究中的關注重點從五個方面進行了綜述。上述研究為新型文化業態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礎，但這些研究還可進一步深入，而且缺乏關于新型文化業態投融資體制、機制和模式等方面的研究。

　　二、文化產業投融資體制及機制的研究

　　Brinkman認為國外保險公司在文化產品不同階段提供的完善保險服務為文化企業贏得信貸融資提供了重要保障。Robert and Merton、Riding and George認為美國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完善的中小文化企業擔保、再擔保體系為文化企業信貸融資問題提供了重要保障。這些研究指出了保險、擔保的重要性，但未具體研究投融資體制及機制等。齊勇鋒以山西省為例提出了構造區域文化投融資運營主體、放寬投資準入門檻等文化產業投融資體制改革策略。李貴斌和宋曉丹分析了國外文化產業投融資機制及大慶市文化產業投融資機制的策略選擇，以期總結經驗并探討大慶市文化產業投融資機制創新模式。吳少新、張立勇、張遠為提出以突破種種束縛我國文化投融資方面的體制性障礙為突破口，通過綜合配套改革推動文化投融資機制改革。這些文獻涉及到文化產業投融資機制、體制的研究，但研究不夠系統。Phillip McCalma分析了外國直接投資在美國好萊塢電影投融資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國際資本的介入豐富了美國文化產業的融資主體構成。余曉泓基于美國文化產業投融資機制的分析提出，當前解決我國文化產業投融資難題的首要辦法是廣泛吸收民間資金和國外資本。陳清華認為文化產業投融資機制創新的關鍵是要塑多元化投融資主體。這些文獻涉及投融資主體的研究，但分析得不夠深入。關于文化產業投融資的政策支持等方面，Braedon Clark以澳大利亞電影產業為例指出，稅后優惠政策較之直接補貼更有利于吸引更多的私人資本投入電影產業。Nantes Métropole認為，吸引投資的一個困難常常是因為投資者在評估風險和無形資產估價方面存在的問題。公共政策在鼓勵投資者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并且指出西方國家常見的工具主要有貸款及擔保、股權融資、稅收優惠和政府資助、非貨幣支持措施。該研究指出了吸引投資的困難、公共政策在鼓勵投資方面的作用以及西方國家常見的投融資工具。龍怒認為我國政府應出臺更具吸引力的稅收優惠政策以吸引企業投資文化產業，并通過有關政策引導，培育文化企業做大做強。魏鵬舉指出國家政策激勵及公共資金投入引導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建構公共資金引導的市場化文化產業投融資體系的思路和建議。李華成認為必須依靠政府對我國文化產業投融資制度加以完善。這些研究探討了政府政策支持的重要性以及具體的支持方式，但研究不夠全面。總之，已有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鑒與啟發意義，但不夠全面系統且可進一步深入，而且缺乏關于新型文化業態投融資體制及機制的研究。 　　三、文化產業投融資模式的研究

　　Robert C. DiGregorio and Jr.指出，美國電影業目前已形成了諸如制片公司提供資金、獨立發行商融資、代理融資、終端客戶融資、貸款、預售協議等多樣化融資方式。Laura Clayton and Hugh Mason認為英國創意產業中的中小企業在資金需求和融資渠道方面主要有透支、設備租賃或租購、權益融資、銀行長期貸款、票據貼現等方式且各占一定比例。Bin Zhang and Xiaoyan Du基于英國目前的投融資形式得出利用資本市場積極融資、吸引風險資本等啟發。高穎認為，西方發達國家文化產業的主要投融資模式主要包括銀行貸款、投資基金、并購重組、無形資本融資及跨國融資等。可見國外的投融資方式及模式是多樣化的。國內方面，羅華和方曉萍將創意產業投資模式分成國家與政府投資模式、民營投資模式、外資投資模式、基金投資模式四大類。周正兵和鄭艷探討了文化產業投資基金的發展模式。歐培彬提出應構建不同于傳統融資方式的新型文化產業投資基金。高凌霽提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模式，并以華誼兄弟集團的融資模式為例進行個案分析。這些研究都分析了文化產業投資基金等投融資模式。劉麗和張煥波、胡晉芳和李莉、龍怒、李童、劉學華分別對北京市、西安市、云南、陜西、上海等區域的文化產業投融資模式、方式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楊靖吉提出我國文化產業初創期應以內源融資模式為主，成長期應以債權融資為主，成熟期應以股權融資為主，強調不同時期應采用不同的融資模式。辛陽對中美文化產業的投融資機制、方式以及投融資效率進行了比較分析并提出了完善我國文化產業投融資體系的建議。可見，目前關于文化產業投融資模式、方式的研究中，國外文化產業投融資方式更加多樣化，而我國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融資方式還比較單一，需要加快融資方式的創新等。簡言之，這些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與借鑒意義，為進一步的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礎，但仍需深入，而且缺乏關于新型文化業態投融資模式方面的研究，更缺乏以“兩型社會”為視角的研究。

　　四、新型文化業態與“兩型社會”與之間關系的研究

　　王克修分析了“兩型社會”與新文化業態的理論關系，并對推動長株潭“兩型社會”建設中新的文化業態培育實踐進行了分析。黃岑、鄧向陽認為，“兩型社會”和“文化產業新業態”兩者之產是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的，要充分發揮文化產業新業態在“兩型社會”建設中的作用。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兩者之間的關系，未涉及新型文化業態的其它方面。

　　綜上可知，目前國內外關于新型文化業態的概念、特征、發展以及文化產業投融資體制、機制、模式等方面有一定的研究。相對而言，國外相關文獻涉及較少，而且多表現為對文化產業個別領域如對電影業等的研究，還未能系統地研究整個產業的投融資問題。而國內的相關研究相對豐富，包括文化產業投融資體制、機制、方式等以及新型文化業態的特點、分類等，個別的涉及其與“兩型社會”之間的關系方面。然而學術界這方面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不夠全面、系統，未能深入的展開，更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分析框架，尤其缺乏新型文化業態投融資機制和模式方面的研究，更缺乏新的研究視角。而且在實踐中，新型文化業態雖然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其發展遠遠不夠，其投融資體制障礙依然明顯、投融資機制尚不成熟、投融資模式仍然不完善。因此，基于“兩型社會”這個研究視角，以相關理論研究為基礎，運用多種分析方法對新型文化業態發展中的投融資體制、機制和模式等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就是目前迫切需要開展的課題。

　　（注：基金項目：湖北省普通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湖北文化產業經濟研究中心資助重點研究項目（HBIR2013Z003）；2012年度湖北省教育廳科學技術研究青年項目（Q20123102）；湖北第二師范學院湖北省重點培育學科應用經濟學學科建設資助項目。）